米勒先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跃动、炽热、无畏而闪亮的心灵——诚然，它或许带有些许自我解构的意味，而且都太人性，但它永远不会被诟病为陈腐、平庸、无名和幼稚。——《纽约时报》书评米勒这本颇有争议的书是严谨而繁复研究的产物……他讨论了疯癫、死亡和同性恋，尤其是用大量形象生动甚至近乎感官层面的细节描述了施虐－受虐文化。——《新共和》这本书是对福柯的一生充满想像力的大胆诠释，人类三个世纪的现代性遗赠下来的道德和美学传统被这本书拓广甚至颠覆了。——《波士顿环球》詹姆斯·米勒谈论性与哲学、尼采与艾滋等话题的方式可能会让一些读者震惊……但正是通过这些看似悬殊的元素，他建构出一种爱欲的人生。——埃德蒙·怀特（EdmundWhite）这本惊人之作，因其思想的灵光极具启发力；反响之大，也与其讨论的对象极为相称，可以说是进入20世纪晚期西方文化的一本关键性读本。本书前言本书不是传记，虽则它大体上遵循着福柯的生命足迹。它也不是关于福柯著作的综述，尽管它的确对福柯的大量作品作了诠释。它毋宁是在叙述一个奋斗的人生，这种奋斗旨在实践尼采的箴言：“成为自己”。透过轶闻和释文的交织，我对福柯的作品和生活进行了探索。他的作品像是在表达一种实现某种生活形式的强烈欲望，而他的生活则似乎体现了一种将这欲望付诸现实的执着努力，这努力已获得了部分的成功。我以一名好盘根究底的记者的兴致，搜集了有关福柯生活的各方面情况，这些情况至今尚无文证，故而大都未经检验。本着一名思想史学者的兴致，我又对这种生活的文化社会背景作了一番透视。我还以一名文学批评家的兴致，对时常萦回在福柯脑际的一些幻觉和想像的迷念（正是这些东西赋予福柯的文章和日常起居以个性的色彩和基调）作了突出的描绘。我的目的，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讲，是构想出这样一种人，他“既非纯粹的语法主体又非深层的心理主体，而是那种在著作、信函、草稿、写作提纲及个人隐私中说‘我’的真实的自我”。①1987年，即福柯逝世三年后，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当时有一位专家曾警告我，说我可能是在白费工夫。他的文件我拿不到手，他的朋友又不会跟我谈，我的采访可能一无所获。那时已经出版的一本迪迪埃·艾里邦（DidierEribon）写的福柯传记，对我颇有助益。就在我动笔撰写的时候，另一本由戴维·马塞（DavidMacey）作的福柯传也准备付梓了。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我居然和福柯的大量旧友都谈过了话，了解到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看到了不止一份的珍稀资料。我觉得我并没有白费工夫。②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位警告过我的专家还是对的。为福柯写一部盖棺论定的传记，的确为时尚早。还有太多的证人没有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而更糟的是，还有太多的资料未曾公开发表。ThePassionofMichelFoucault福柯的生死爱欲序福柯在1984年去世之前，曾销毁了大量的个人文件。在遗嘱里，他还禁止在他死后发表一切他无意中留存下来的文稿。迄今还没有出现福柯的马克斯·布洛德（MaxBrod）马克斯·布洛德，1884—1968，捷克人，德语文学家，弗兰茨·卡夫卡的终生密友。曾违背卡夫卡的遗愿在他死后发表了他的大量手稿。——译者注。虽然巴黎已建立起一个专门研究他的机构，但那里的资料并不充足。就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福柯的各种短文和答记者问正以好多种文字广为流传，而登载这些东西的出版物，有些很难弄清来自何方。现已有人允诺用法文按年代顺序出版福柯的短文及谈话全集，这套书将最终改变人们对他的著作的看法。但即使到了那时，也还会有更多的材料需要研究。他的长期伴侣达尼埃尔·德费尔（DanielDefert）掌握着他的笔记本和日记，还有他的个人图书室。至少有一个人拥有福柯谈“性变态”的那卷书的部分手稿，这是他写《性史》初稿时留下的。但他没有拿给我看，理由是福柯曾明确地要他允诺永不示人。更有甚者，在写作此书的这几年里，每年我都会发现一些新的资料，其中有些是非法出版、来路不正的。显然已出现了一个偷卖公共演讲录音带和自由转抄本的黑市，那里生意十分兴隆，许多出售品已为收藏家们所珍藏。我不知道当代还有哪一位哲学家的著作能导致如此活跃的黑市。对比之下，关于福柯的二手资料总的说来都过于粗糙，任何对此有过研究兴趣的人肯定都会很快扔掉它们。这种二手文献令人厌倦，与福柯著作本身产生的影响迥然不同。为取得进展，我感到有必要采取某种装糊涂的态度。对于这一倾注了福柯毕生精力的事业，我倾向于用尽可能天真的眼光来看待，有意不加评判，只当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还有其他一些障碍和潜在的陷阱，也须说个明白。例如，要考虑到叙述这样一个人面临着一种两难：他反复而系统地诘问关于“作者”的各种老式观念的价值，他对个人身份本身的特性提出了重大质疑，他出于天性而不相信探究隐私的提问方式和未经证实的诚实，然而他又倾向于在某种层面上把自己的作品看作一种自传。由福柯关于这类情况的看法所提出的许多复杂问题，不可能在一篇序言里得到整体的解决。这里仅举出这一点就够了：在最后，我不得不把一种顽强而果决的自我归于福柯。这种自我栖息在同一具人体里，与他凡人的生活共始终，多少可以首尾一贯地说明他的行为和对人对己的态度，并把他自己的生活理解为一种按目的论方式构成的“探求”（若用法文表达，便是recherche）。用这种方式来讲福柯的故事，也许有悖于他最深刻的教诲。也许像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最近所说的，人们显然必须使用这种方法（即认为在福柯的内心里，在他所有的面具和信仰及表面变化的背后，有一种顽强而果决的自我）来探讨福柯的本质，这暴露了他的哲学的一个极大的局限性。或者，也许福柯本人从未持有那种没有道理的关于作者死亡和自我消失的观点（麦金太尔对这种观点的拒斥是对的），我相信这一点。③为这位最不屈不挠的现代怀疑论者写传的每一位作者，都会面临着一些方法论的难题，这些难题，可惜没能在关于个人身份的探讨中获得彻底解决。因为福柯也对“真实”（truth）概念本身提出了质疑，这暗示着他自己的所有历史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虚构”之作。④福柯对历史学的探讨引出了许多问题。这些总是饶有趣味，或许也非常难解。在序言里谈论这些问题当然也不恰当，但在这里说明一下我想玩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游戏”（借用福柯的用语）还是明智的。在下文中，我遵照现代学术的惯例，用可以找到的证据来检验我的一些预感和想像的闪光。我在书后以尾注的形式附加了一个内容广博的注释，其中注明了每段引语和每一件轶闻的出处，并在适当的地方对一些含糊不明的事情进行了探讨，作了一些认真的斟酌。在做每一步工作的时候，我都讲究简洁，力求表达的清晰明快，即使我处理的常常是一些复杂的观点，有时还是一些玄奥的实践。最重要的是，我力图说出真实。⑤我感到棘手的问题，的确大都是由这种真实所引起。读者很快就会发现，福柯的思维方式之所以显得极其新颖别致、引人入胜，在我看来关键就在于他对于死亡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坚定不移的，同时极具含糊性和概然性。他不仅以他的写作这种通俗易懂的形式，而且——我不无苛刻地相信这一点——还以施虐狂式的性行为这种深奥难解的形式，探索了死亡。尽管福柯自己对他的生活的这一方面有坦率的谈论，我在写书的过程中有时仍不能不感到惶惑，不知自己所作所为是否像某种不怎么光彩的宗教法庭判官。恰如一位美国批评家所尖锐指出的：“在一个不停地增生同性恋的意义，但又懂得如何在集体和个人中将它归于某种虚假无意识的文化里，很难找到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既能显示出同性恋的意义，又看上去或感觉起来不像是警察设下的另一个圈套。”⑥这还不是叙说真实所引起的问题的全部。更麻烦的是，艾滋病进入了故事，在我写的每一页书上投下了阴影，使我叙述的生活产生了一种扭曲，而这种扭曲，是我事前绝对不想看到的。福柯，因其对肉体及其快感的彻底探究，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幻想家；将来，一旦艾滋病的威胁消退了，男男女女们，无论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都会毫无羞耻或毫不畏惧地重复这种肉体试验的。正是这种肉体试验，构成了福柯独特的哲学探寻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我的书是在一场时疫的阴影下写的，而且首先将在这种阴影里被阅读——这一事实太容易令人们从一定程度上怀疑这种可能性了。然而，可以杜绝后世生活中的轻浮和悲剧的诚实职业是不存在的。尽管危险很多，如被视为丑闻和化约主义、无意识的陈规老套和好色的官能主义，最后还有向敌视福柯为之奋斗的一切的批评家们提供新的炮弹这种危险（这并非最不重要），我仍坚定地前行，力图尽我所能说出全部真实。我的一部分宗旨是老式的：叙说真实从来就是历史作家的本分。另一部分宗旨同样是坦诚的，尽管不大容易说明它的道理。从很多方面看，整整这一本书都是在为此提供证明。米歇尔·福柯好歹是20世纪的代表人物和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生活和他写作的文本是按一种可使二者相互佐证的方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因此，细述他生活的全部涉及哲学的方面（无论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看起来是多么的令人震惊），不仅完全应该，而且非常重要。我写本书还出于一种较具个人色彩的目的。我这人怀有这样一种令人不很愉快的信念，即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亚里士多德式的限度，什么柏拉图式的关于善的理念，什么隐含在我们的推理能力之中的道德罗盘，以及什么谋求意见一致的调节机制，好像靠这些东西我们就有可能消除各种生活形式之间的激烈竞争，就有可能协调它们那些尖锐对立的要求似的。故而尼采的哲学总让我感到困惑和愤怒，因为尼采的某些追随者犯有杀人暴行，而我又不能依据他的哲学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迄今无人能够驳倒）找出消除这种暴行的简便方法。总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曝光之后，弄清“过一种深思熟虑的‘超越善恶’的生活”这句话的含义，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而在这方面，除了研究福柯这位最富革命性而且极为认真的战后尼采派的生活之外，恐怕别无更好的办法。当然，这决不是探讨福柯作品的惟一途径。他的书早就大获成功，同其他的经验领域、其他的智力类型发生了接触，在观念的碰撞中浮沉起落。正像所有时髦人物的遭遇一样，人们关于福柯也讲了许多胡说八道的话，并以他的名义干了许多胡作非为的事。但他仍应享有一定的声望，因为即使没有什么别的贡献，至少他在启发过多种开拓性的历史——哲学研究方面是功不可没的。例如，彼得·布朗（PeterBrown）那部令人称绝的、关于早期基督教时代弃绝性生活现象的再检讨之作《身体和社会》（TheBodyandSociety），保罗·韦纳（PaulVeyne）在《面包和竞技》（BreadandCircuses）中对古罗马风俗制度的阐释，伊恩·哈金（IanHacking）探讨推理的统计学方法发展史的《驯服偶然》（TheTamingofChance），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oisEwald）关于19世纪法国工人的薪水和健康保险的研究著作《精明的国家》（TheProvidentState）等。这还仅仅只是一份长长的清单的开头，而且这份清单还在不断加长。不过，这些研究尽管显示了福柯的著作在激励令人兴奋的、具有独创性的学术研究方面的力量，最终却并没有使我们接触到这位哲学家的作品中最奇特（或许也是最令人不安）的东西。福柯在去世之前曾要求我们对它加以理解。“每时每刻，每走一步，”他在1983年这样告诫说，“人们都必须把他们所想所说的同他们所做的，同他们的真实身份进行对照。”这就需要考察观念和存在以及梦想和现实的融合，或者说是甄别这种混淆不清。正如福柯建议的那样，解开一个哲人的个人诗意态度的钥匙并非在他的思想里可以找到的，似乎从他的思想可以洞悉他的态度；而是需要在他的生活式的哲学中，在他的哲学生活里、他的精神特质中加以寻找。本书，即是为纪念米歇尔·福柯而记述的一种“哲学的生活”。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