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方法论对政治学研究来说，极其重要。它既是一种工具，又是研究工作展开的一个基础，更涉及政治学的重大“元理论”问题。因而，政治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动和发展始终是政治学研究不断深入的一种恒久的动力。然而，在政治学方法论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到，这门学科在某种程度上尚未很好地反映出我们时代在认识论方法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绝大多数现有的政治学方法论教材和著作受科学主义和行为主义方法影响的束缚，把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政治科学”领域，把政治学研究方法框定在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方法的小天地中。这样的一种倾向尽管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发挥过相当积极的作用，把政治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也正是这种倾向，使人们几乎忽略了对政治大系统形成、发展与变迁过程中参与者主体的建构作用、能动作用这些重大要素的研究，从而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正是由于这种局限的存在，当政治学研究在微观领域取得足以自豪的成就时，突然发现自己不仅在面对重大时代挑战、面对必要的价值权衡时，竟是那样的软弱无力，而且也同时失去了自己原先所具有的魅力，难以成功地吸引充满探求欲望的学子。当然，如果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如有些人所谓的“历史业已终结”、“意识形态业已终结”的时代，如果现实的政治在整体上真的已臻完满，不再需要，也不再有可能面对重大的价值性挑战，没有必要去努力探索和寻求那些可能的替代性方案的话，那么，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这种局限也许并不是一个缺点。然而问题是，我们真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真的有可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之中吗？正是带着这样一些疑问，我们觉得，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不能只局限于经验科学的范围，而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也至少要包含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两大块。不仅如此，我们还感到，政治学研究中的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不只是对立的两种方法。在确立起新的、建立在主客体互动耦合基础上的客观性原则后，原来在人们眼中唯一“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在我们看来实际上不过是规范研究方法在一种有限范围内的应用。这样，政治学研究中原先对立的两种方法便获得了一种新的统一，而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也就获得了一种新视野。本书正是在这样一个认识前提下的一个探索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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