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书子逸少，康熙甲戌进士，翰林院编修。23李时谦为官廉正李时谦字吉爻，淮安山阳人，顺治辛丑进士，初为潞安府推官，历乐陵、黎城二县知县，有清白名，内召为监察御史，号称廉正，久之，引疾里居。陕西大饥，特起为督粮道叅议，操守孤介，不名一钱，未几卒官。将军、督抚、布按已下往弟，蓬蒿满庭，至无含歛之具，皆为挥涕，醵金买棺，代为含歛，而归其丧於江淮。余昔官副都御史，识其为人，盖古之君子也。24北宋末习诗赋者杖道君时，以言官建议，习诗赋者杖一百。有尹天民者为南京教官，至之日，悉《史记》以下至欧阳《史》，焚讲堂下。王安石之学术，为害於世道人心如此。又按：建言者御史李彦章也，疏以诗赋为元祐学术，其意在黄、秦、晁、张四学士，而並劾及前代，陶渊明、杜子美、李太白皆贬，尤可笑，定律令则何执中也。二子可谓失其本心，无恥之尤者矣！25崔湜辈皆人头畜鸣唐中宗时，羣臣多应制赋诗，如崔湜、郑愔、宋之问辈，皆人头畜鸣，张柬之等五王皆死此三人之手。盖将以擁戴武三思，危唐社稷，与宗楚客厥罪维均。乃鸱枭之音，亦溷风雅。每观唐诗至此，未尝不髪指也。26封典迴赠其兄今朝廷凡覃恩有移赠之例，谓辍己应得封典而赠本生父母也。唐李德裕任荆南节度使、检校司徒、平章事，遇覃恩，当追赠祖父，乃乞迴赠其兄故楚州刺史、工部侍郎德修为礼部尚书。此创例，古今未闻。27施闰章诗高妙不减潘阆“久客见华髪，孤棹桐庐归。新月无朗照，落日有余暉。渔浦风水急，龙山烟火微。时闻沙上鴈，一一皆南飞。”右宋初潘阆诗也，高妙不減岑嘉州。又夜凉疑有雨，院静若无僧”，亦佳句。故友施侍读愚山闰章《宿越州天衣寺》云：“月照竹林早，露从衣袂生。”亦不減阆语。28淳熙八年中秋本书前言《分甘余话》作者王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一一），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晚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淄博市桓台县）人。出身於官僚世家，伯祖和祖父均在明代做过大官，自幼隨祖父在家读书，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成进士。此后，历任扬州府推官、礼部主事、翰林院侍讲、刑部尚书等职。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因王五一案“失察”，罢刑部尚书，时年七十一岁。其后，一直在家从事著述，卒於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终年七十八岁。后人因避雍正帝胤禛讳，改称“士正”，乾隆时诏复“士禛”，谥“文简”。《分甘余话》卽王士禛罢官家居时所撰。他在自序中说：“仆生逢圣世，仕宦五十载，叨冒尚书，年踰七袠。迩来作息田间，又六载矣。虽耳聋目眊，犹不废书，有所闻见，辄复掌录，题曰《分甘余话》。”又引《晋书·王羲之传》中与谢万书“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书名卽取此意。王士禛一生勤於笔耕，著作颇多。仅以其所撰笔记而言，就先后著有《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等，《分甘余话》只是他所撰笔记中之一种。本书共四卷，篇幅不长，但记叙内容却极为广泛，举凡先世著述、典章制度、诗歌品评、地名攷辨、文人轶事、字义辨析、古书藏佚、社会风俗、地方物产，以至治病验方等等均有涉及。如卷一“清代祖朝仪”条，详细地介绍了清代皇帝临朝前后文武百官及外国陪臣所遵循的仪注；“梁王吹台”条对於河南开封县东南梁孝王吹台“繁台”的称谓由来及读音进行了攷证和辨误；卷二“若干”条，则详辨这个词的出处、用法、意义和读音；而在卷一“马弟牌”条中，作者披露了当时许多官宦人家的子弟为玩马弟牌，不惜荒废学业、倾家荡产，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侧面。除此之外，品评诗歌创作和阐释诗歌理论是这部笔记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王士禛是清初诗壇上著名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清初诗壇的领袖，“主持风雅，近五十年”）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六）。他所标举的“神韻”说，对清代的诗学有广泛的影乡。所谓“神韵”说，实际上是继承了唐司空圖“自然”、“冲淡”和宋严羽“妙悟”、“兴趣”之说，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作诗要诀，追求“色相俱空”，“天然不可凑泊”的境界。这些主张，在卷二“冯班诋諆严羽”、卷四“诗评”诸条中，均有阐述。王士禛强调作诗要天然而有真趣，反对矫揉造作和一味摹仿古人。明代及清初诗人，凡符合他论诗主张和标準的作品，无论作者的名气大小，都充分予以肯定。如对於明代杨巍的诗（卷二“杨巍诗”条）、清代邓汉仪的诗（卷四“评邓汉仪诗”条），都是明显的例子。类似的条目还不止於此，这些都为我们研究王士禛的论诗主张和明末清初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参攷资料。《分甘余话》是一部记见闻和谈学问兼而有之的笔记。《四库全书总目》评论它说：“大抵隨笔记录，琐事为多。盖年逾七十，借以消闲遣日，无复攷登之场。故不能如《池北偶谈》、《居易录》之详核。”）见该书卷二二一子部杂家类六）这是符合事实的。书中攷辨失当的具体问题，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已指出了一些（附本书末）。作者虽学识渊博，但引书多凭记忆，难免有失误之处，如卷三“拗体律诗二种”条中，将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一联，说成是赵嘏诗，实为许浑诗（《咸阳城东楼》），即属於这类情况。另外有些说法亦不够精確，如卷四“张贞杞纪”条中，称《杞纪》中记载的一段有关夏朝的历史“可补太史公帝相、杼以下之欮文”，而据《史记》这里所指实为帝相及少康间之史事。康熙四十八年序刊本是本书最早的刻本，七略书堂校刊本和民国间的石印本均由此出。此次标点，以初刻本为底本，对书中的引文有疑问的均作了查对，改正了书中的一些错字。增加或改正的字加〔〕号，原刻错字仍予保留。另外，为了便於读者查索，还补拟了每条的题目，进行统一编号。点校过程中得到了赵守俨、程毅中等先生的热情帮助和指教，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限於点校者的水平，错误之处定所难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正。长世林引一九八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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