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诗，很简单。开始时无非读过一本《唐诗三百首》，还平仄不分，也经常走韵。中学生时代，偷懒，写什么论、什么说，总得要好几百字、上千字，为着应付语文教员，简单的一首诗，五绝不过二十个字，七绝不过二十八个字，五言律不过四十个字，七言律也不过五十六个字。有时候居然来一点灵感，写出来还真像一首诗。这就很容易在语文教员眼皮底下得到。 实际上，对于诗，我从没有去研究过，根本不懂什么初唐、晚唐，唐诗、宋词这些内容和派别。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写过一些新诗，后来连新诗也不写了。但偶尔也写过几首旧诗，我大量写诗，不，写词，更多的是写词，是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我记得一九四一年旧历除夕的时候，我在桂林写了一首《绛都春》，无头无尾的寄给在重庆的郭老。他一看就猜到是我写的，于是重庆的同志们都知道我安全的从皖南出来了。不知为什么，写词写得很顺手。从桂林到香港，从香港到上海，从上海到盐城，从盐城到泗阳，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前，写了不少词，当然偶尔也写几首诗。可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又不大动笔了。 拿诗来说，从最古老的《诗经*到清朝末年的同光体.我实在是一不接触，二不了解，三不研究。但在大学期间，我却读了不少的宋词。跟对诗一样，我亦不大懂，可是两者比较起来，我对词的兴趣，要比对诗的兴趣大得多。甚至一九四九年以后，虽然不写什么词了，但有了买书的条件，我从《花间集》起，买了两三千本词，不少还是善本。并且，在那个上面，我也用了一点功。我写的这些词、这些诗曾经抄在一个本子上，取名《击楫集》，渡江之意耳。 文革中，怕惹麻烦，就把它烧掉了。现在由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的一些诗，作为本集的前部分都是同志们帮忙从各方面搜集弄来的，真可算是零缣断简了。只有游庐山、瑞金、井冈山那几十首是完整的，因为除了转抄在那个钞本上以外，又印了一个油印本。钞本是烧了，油印本还留在某些同志手中，文革以后，他们就又送还给我。游黄山也有二三十首，没有油印过，东找西找，也只找出了三首。现在来看，这里面恐怕算不上有什么发牢骚的东西，也找不出有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东西。但很奇怪，就是这几首游庐山的诗，确实变成了文革中斗批我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靶子。竟然说那首咏牯岭小市的诗是提倡资本主义，那首咏罗汉画像的诗是信仰阿弥陀佛。所以，挥挥手，把那个钞本烧掉了。现在想起来，虽不无追悔之情，可当时这么一烧，却省心省事，消灭了一些文字上的罪证，使他们无所藉口。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三年没有写诗的环境。一九七三年以后到现在，凭山临水，感事怀人，又写下了一些东西，词不过两首，其它都是诗。现在就作为这个集子的后半部。当然也把不怎么样的几首删去了。写诗，不管对不对题，大都是一些七绝，仍然采取偷懒的办法，因为，写词麻烦，写律诗也麻烦。作为一本诗集，差不多都是的绝句，也未免太单调了。那个钞本的《击楫集》已付之一炬。这个小集子，我不想再烧掉它了。没有别的什么名字好取，就让这个《击楫集》从烈火中再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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