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相聚：美国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在中国

　　片断：如烟似雾的思路我的丈夫、女儿和我趁短暂的休假，暂时离开天气冷兮兮灰蒙蒙的四川省会成都，乘坐硬卧夜车向南驶向昆明。我们的行程是一千二百公单，到昆明才一半路程。我们寒假去的目的地是发射卫星的地点——西昌。那里有一个周围海拔高的大湖，水是蓝色的，一座神圣的道教的山上有十几做道观，空气出奇的清新，温暖的阳光充足，月亮明朗，汉人的人数不是太多。1993年1月上旬，将近春节，好似圣诞节前两个星期的采购商品时间！十几亿中国人为过年采购爆竹、白酒、腿鸭、熏制的猪头等年货，春节时全家团圆。在无等级的社会里火车车厢分为三等。软卧车厢是干部、富商和外办工作人员坐的。这里有空调、四张床铺、放行李的足够空间、可用吃饭或打牌的一张小桌子。车厢门可以关起来，广播喇叭可以关掉。硬卧车厢共有两排床铺，每排有上下三张床铺，只有一条公共过道，车厢里烟雾腾腾，坐在这里的乘客多数抽烟，上铺的人有时下来伸伸腿，川流不息的乘客轮流去厕所。硬座车厢里大多数是通宵挤坐在一起的农民。他们一只手用来吃瓜子和水果，另一只手抓着他们的东西。他们抽着劣质香烟或自卷的烟。你还可以看到学生坐在这里。把占坐铺位的乘客支开之后，我们摆好我们随身携带的物品，在下铺坐了下来。对面下铺的乘客是一个五六十岁的男子，他的两个成年子女和他在一起：女儿美丽，儿子英俊。他们有一副中国中产阶级的气派：穿着时髦，头发梳理得体。他们似乎不大在意我们这些大鼻子外国人。“我们是美国人，”我用汉语解释说，“我的丈夫名叫杰夫。他是英语教师，我的女儿名叫埃莉诺，今年八岁。我名叫玛丽。我们很喜欢中国！抽烟吗？”我发觉这些是中国人在谈话时想要了解的主要内容。他们在起初的惊讶之后，似乎很高兴同富有和有趣的美国人做同路人，我们很高兴自己不像俄国人或加拿大人那样乏味。我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我们在香港买了四十包免税的骆驼牌香烟）向那个男子伸手过去，他喜欢抽中国烟。他谢了谢我，仔细看看烟盒，把烟盒打开，指指丢掉过滤嘴的一枝烟，说美国烟丝的颜色相当黑。我点燃了一枝我自己的香烟，抽了起来。他点燃了他的香烟，也抽了起来，接着咳了一阵。他从嘴上拿开烟，熄灭了烟头，轻轻地摇了摇头。他饱经风霜的面孔在日光灯下发青。他含含糊糊地说：“美国女人身体结实。”至少我听出他讲的是这个意思。我向他微微一笑，让烟从我的鼻孔里缓缓地冒了出来，接着端起我的搪瓷杯，抿了一口三花茶。火车向山上开去时穿过了十几个山洞。十一点钟时，车上的灯都关了，车厢里露出香烟头上的一星星火光、偶尔打开的手电筒光或打火机亮光。车厢里响着咳嗽声和吐痰声。除了一些时髦的年轻中国女子外，中国女子不抽烟。抽烟是男人的事情。我在中国遇到的一个意大利女人告诉我说，有一天，她向一个中国男人借火，他拿出一小盒火柴。她用带有浓重的地中海的意大利口音的英语说：“当我倾身向他点着的火吸烟时，他浑身抖得很厉害！刷刷地抖！好似我要他同我性交或什么的！”我说过，抽烟是男人的事情。街道边到处都有卖香烟的香烟摊。名牌香烟有红塔山、金丝猴（烟味同它的名字一样好）、五牛（味道还可以，五元一包）。我不十分讲究抽名牌香烟，而且中外合资生产的万宝路牌香烟很贵。此外，在我们的住处还有几条地道的美国香烟。我从来不想在中国抽烟，但在桌子抽斗里放着的那些香烟，原本是美国带来抽的，发觉我的手被香烟熏得愈来愈黑。空气很坏。《纽约时报》上有一篇关于重庆的文章，称重庆的空气为“酸雾”，因此担心抽烟似乎显得滑稽可笑。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中流行一个笑话：从香烟过滤嘴里呼吸空气是最安全的。我在中国医院住了十天，治疗急性支气管炎和肾炎，看着挂盐水的水滴一滴滴下来，我想得很多很多。我主要想的是，别死在中国，或别死在可预见的未来的其他什么地方。我们在西昌度假后的七个月之后，乘火车去北京回国。学校的汽车把我们送到成都庞大的火车站，当我看到新竖起来的万宝路广告牌时，我露出了苦相，这个万宝路广告牌上的男子皮肤有着怎样的太阳晒后的棕褐色！多么地强壮！他的鼻子多么地大！我再次看到他时，我才在乎吸烟的害处。想到这家伙是一位大使时，我感到有点儿恼怒。这香烟广告牌还提醒我：再过两个星期，我将要回到美国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们旅居中国十一个月中，从美国传来的一则新闻是克林顿白宫的禁烟令。在国外的美国人喜爱发布这条消息的勇气，而中国人对这条消息稍稍感到有趣。阿塞拜疆留学生（所有的男生在这里学习，将来在外交部门工作）对此却感到怀疑。美国的政客们、教师们和旅客们（特别是在旅客们之中，从受过严格的基督教培养的沉涵于拯救灵魂的人到找冰镇青岛啤酒喝的到处逛荡的城市青年）继续往来于中美两国之间，把美国的名牌香烟卖给中国人。不过，万宝路这一名牌在中国正处在最欢乐的时刻哩。在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像下，我吸完最后一枝烟。如果过去有吸烟爱好者的话，毛主席也是一个吸烟爱好者呀。我的丈夫、女儿和我走出毛主席纪念堂，到了北京明亮的阳光之下，在卖小纪念品的摊子讨价还价声中一路走过去。我停下步，从我的通想中恢复过来，望着围绕天安门广场的宽广的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现在可以去吃麦当劳了吗？”我的女儿问道。她已经在与中国联系的绳索的一端，急着要与她的母文化联系，再也等不下去了。只步行了二十分钟，她就吃到了她喜爱的牛奶、鸡蛋、冰激凌搅和在一起的巧克力混合饮料。本书前言出国旅行的人至少要带两样行李：有形的行李和无形的行李。后者是文化设想、期待、观念以及在国内从小养成的行事的方式与方法。我们像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在中国生活了一个时期。1988年，我们作为与云南师范大学校际交流的教师，在昆明教书一个学期。那次经历对我们的影响很深，我们决定再回到中国。1992至1993年，我们在南京大学教书一年。1999年，我们在广州外语学院教书一个学期。1993年回到美国之后，我们同我们的朋友张子情决定开始收集去过中国的美国人写的文章，他们多数人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先后到过中国，那时中国开始对西方开放。我们注意到，曾在中国生活过一个时期的美国教师、学者、作家、艺术家和旅行者跟我们一样，深深地受到他们在中国的经历的影响。例如，生长在明尼苏达州中西部小镇的比尔·霍尔姆在西安教书一年，回国后写了一本书《我回国后变啦》，表明中国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另外一个作者迈克尔·特鲁在他的文章《长江之游》里说：“中国之行重新整理了我的头脑和我内心世界的地理方位。”自从我们开始为这本选集收集材料时，中国的经济很快地增长了，最近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被选为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国家。而美中关系很复杂，特别是围绕2001年纽约遭受恐怖分子袭击的“9·11事件”以来，相互摩擦不断。当然，两国没有兴趣相互为敌，而是珍视合作和交流。也许美中两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促进和鼓励相互对话与理解。我们相信，《文化相聚：美国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在中国》这本书有助于美中两国的对话和理解。借用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里·费思历险记》中的话来说，人们易于贬低和自己不同的人。换言之，如果我们花时间去发现外国人的情况，我们通常不喜欢或者害怕外国人的理由就比较少了。这当然适用于美国人，也适用于中国人。这本文选虽然内容庞杂，但其作者可以分为几组。最大的一组是在中国的大学里教书的教授和教师。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对有关中国大学里的人和事也写得较为深入，例如，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凯利、莱巴农瓦利学院阿瑟·福特教授等。又如，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安吉拉·贝利描写她与南大学生到校外为一家烧鸡店做广告的有趣经历，表现了她和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文化交流。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韩南虽然没有时间在中国教学，但他在任哈佛一燕京学院院长期间每年去中国招收访问学者，对中国的大学情况非常熟悉，同中国学者的感情至深。另一组是曾在中国教书或访问过中国的美国作家，例如，斯蒂芬·黑文、比尔·霍尔姆、理查德·特里尔、纳撒尼尔·塔恩、彼得·赫斯勒、埃德温·霍尼格、詹姆斯·谢里、汉克·雷泽尔、伦纳德·施瓦茨、布兰达·韦伯斯特等。塔恩回顾他在吉林大学教学的美好时光。特里尔描写他在保定教书时的艰苦生活，那里的生活之简陋如同19世纪的梭罗生活在森林的小木屋里。霍尼格纯粹描写他旅行时的个人观感和拜访中国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及其家人的印象。詹姆斯·谢里和汉克·雷泽尔应邀在北京、成都、南京和苏州等地进行了成功的诗歌朗诵，并与中国诗人进行了深入的座谈。美国西部笔会主席、小说家布兰达·韦伯斯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朱虹的引见下，访问了杜鹏程妻子问彬以及宗璞、张洁、陆星儿等中国著名女作家，并和她们进行了畅谈，为中美作家交流史增添了闪光的一章。安妮·迪拉德1982年5月作为美国作家访华代表团成员，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参加了中美作家的正式交谈。从她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约略看到刚从‘“文化大革命”阴影走出来的一些中国作家心有余悸的心态。特别要提的是，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在中国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和火车列车长的有趣谈话不但很富情趣，而且反映了这位戏剧家锐敏的观察力。他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在北京的演出是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大事。第三组是到中国去访问的艺术家，他们与中国画家交朋友，建立友谊，例如，画家芭芭拉·伦道尔特一比安奇、戴尔·斯特朗和黑人画家厄尔·马修斯。斯特朗甚至和热爱艺术、热衷于中外艺术交流的大学英文女教师结婚了。如果这本文选是记录美中两国之间对话的话，那么它包括了美国人的个人惊喜的发现和愉悦的体验。桑迪·科恩欣喜地发现了中国最冷的城市——哈尔滨及其冰雕。多萝茜·津博格于20世纪80年代对四川农村的一个农民百万富翁的访问使她高兴地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有了具体的认识。美国犹太人朱迪思·克林霍弗在开封访问定居中国的犹太人后裔，大有寻根的无限感慨。华裔美国作家梁志英访问中国更表现了他寻根的感情。鲍勃·科恩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贵州偏僻山区岩洞探险，吃了不少苦头，但感到愉快，与当地人交了朋友，临别时难舍难分。有趣的是，2．03米高的克里斯·瑞仲卡因为自己的身高被中国的老百姓围观时本来感到很不自在，但通过访问北京雍和宫的老喇嘛之后顿生禅悟。但是，有一些美国人在中国遇到意料不到的情况时心情感到不太舒畅，部分地说明美中文化的交往有时有的地方融洽，有时有的地方不是那么太融洽。玛丽·金努能和她的家人从昆明乘硬卧去西昌游览，使她大为扫兴的是，乘客抽烟，弄得车厢里烟雾腾腾；车厢拥挤不堪，轮流去厕所的人川流不息；车厢里响着咳嗽声和吐痰声。盖尔·华莱士·博扎诺因为中方外办人员的工作方式生硬而又不善解人意而感到失望。阿瑟·米勒对距他住地不远的地方杀猪感到不自在。从我们收集的这些文章所反映的情况以及我们自己几次在中国教书的亲身经历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两件事：首先，不论何地、何种肤色、语言、历史或信仰，基本的人性是相同的；其次，如果你对外国，尤其对中国（那里看起来也许很奇特）保持开放的心态，并且设身处地，那么你就会常常发现有价值的事物。约翰·布莱恩·斯塔尔在他的《了解中国》（UnderstandingChina，1997）的结尾处说：“……鉴于中国的面积、潜力，在经济、政治上和世界各地联系的程度，我们在未来的几年，不可避免地要同中国打交道。”我国同中国的关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而且要在文化上建立联系，展开对话。我们相信，这本反映曾在中国生活、工作和旅游过的美国人的见闻和反思对促进美中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对话大有裨益。2002年5月4日于美国南达科他大学

　　张子清：中国作家协会会会员，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一燕京访问学者（1982—1983），美国富布莱特访问学者（1993—1994）。主要代表作：《20世纪美国诗歌史》（1995、1997）。主编“美国诗歌丛书”和“华裔美国小说丛书”。戴维·埃文斯（DavidEvans）：美国南达科州桂冠诗人，现任美国南达科他大学英文教授。两次作为富布莱特教授来华讲学：1992—1993年在南就大学，1999年在广州外语学院。作为校际交流、1988—1989年在云南师范大学任教。短篇小说、诗歌和论文发表在美国各种杂志上，并被五十种选集所选用。出版的诗集：《在运动员之中》（1970）、《火车车窗》（1976）、《真假警报》（1985）、《与乌鸦们一道闲游》（1991）和《体面的威胁》（2000）。简·埃文斯（JanEvans）：美国南达科他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办公室行政助理。从1988年开始，先后在云南师范大学外文系、南京大学外文系和广州外语学院英文系任教。为南达科他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的长期校际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回国后，在国内报刊发表文章，介绍该华观感。与戴维·埃文斯合作出版《双喜：在中国的两个生命》（1995）。张子清：中国作家协会会会员，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一燕京访问学者（1982—1983），美国富布莱特访问学者（1993—1994）。主要代表作：《20世纪美国诗歌史》（1995、1997）。主编“美国诗歌丛书”和“华裔美国小说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