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自传：西潮与新潮

　　蒋梦麟先生的自传《西潮》，值得一读。半个世纪前，该书英文版在美出版，便受欢迎。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读到此书，其中记录的个人经验和提出的问题，还能让人久久回味，并且书中优美的文字始终让人感受到阅读的决意，一本书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蒋梦麟先生早岁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西南联大校务常委之职。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之际，蒋先生积大半生的入生经验，用英文写成自传（西潮》，以一已经验，讲述甲午中日战争以来七十年中，西方工业化思潮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由于作者的博学，并且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的文化官员，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和体会，因而，假若我们掀开其中的政治偏向不谈，而将此书当作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变化着的外部世界的个人体会来接受的话，的确可以发现，此书包含的内容实在丰富，难怪1945年英文版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后，产生了较大反响。1959年台湾中华日报社将蒋先生亲自用中文重写一遍的《西潮》出版时，该书的销路也一直不错。像蒋梦励先生这样一位深受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教育家，思想的参照标准有意无意，常常是“西化”的。这本自传以《西潮》为书名，说的是近代西方工业化思潮对中国本士的冲击，实际上他强调的是，中国社会正是在这股“西潮”的冲击下，才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因此，《西潮》不只是讲了一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成长历史，而且这种个人历正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初期的社会人生经历。关于这种社会人生的经历，全书分七部分内容，详加记录，毋庸我再来复述。从读者角度，我觉得有二点值得注意。第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像蒋先生这样一位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在转向对西学的学习、接受和价值认同过程中，对其思想影响至深的因素，还是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现在研究自由主义思潮的学者，往往强调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中人道主义精神、个人观念、自由意志观念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产生的思想想力，这从思想的流变过程来讲，的确如此，但从思想的选择关系而言，还必须强调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的巨大危机，催迫着每位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正是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使得许多中国士人压抑了个人对中国文化的欣赏趣味，而从理智上选择对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成就的接受。所谓理智上的接受，是指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以一己之好恶来评判事物，而是通过思想上的分析、比较、认识、理解，来学习和接受“西学”。假若没有这种危机感的催迫，我想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既不会这样迫切地接受“西学”，也不会这样坚定地将西方工业化道路，当作中国社会谋求幸福、富强的唯一通途。蒋先生在自传中反复强调中日甲午战争给予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刺激，他记录了自己早年游览日本时，见到当地展出的被缴的中国军队的武器和军旗时，禁不住泪流满面的情景。这种民族危难的切肤之感，是每一位生活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无法抹去的隐痛，当然，也是驱使他们接受西学的思想内驱力。从这一意义上讲，接受“西学”，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后，获得的宝贵经验。正是在与“西湖”的不断交往中，中国社会才有可能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自由、民主、科学、人道主义等思想观念，才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产生共鸣。第二点值得关注的是，蒋梦滋先生这一辈人在接受“西学”时，深受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他们相信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在《西潮》中，蒋先生认为进地论比中国传统的盛世乱世轮回说要深刻。因为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换句话说，社会的变化、发展不是自然生成，而是社会成员努力工作、相互竞争的结果。这种进化学说的确包含了积极向上的因素，但也应该看到，对进化论本身，蒋先生并没有给予批判地理解，特别是对进化论所孕育的越激进越好、越革命越好的激进主义思潮，《西潮》中没有给予有力的反省。当然，这或许是作者出于写作体例的要求，只侧重于记录西潮冲击下中国社会生活变化的方方面面。蒋先生晚年准备撰写一部重在反映中国社会自身变化的书稿，这就是后来以遗稿面目出现的《新》，可惜该书未完成，我们无法见到蒋先生在这些问题上的全面思考。由于作者立场的局限，本书中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叙述、评判有不妥之处，或是错误之处，为了保持原貌，都未作删改，相信读者能够鉴别。杨扬

　　蒋梦麟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个小村庄，从少年时代起他受的大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他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19岁那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之初，蒋梦麟曾办过《新教育》月刊，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仅仅六个月发行量就达到一万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识上的密切关系”，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离京南下。7月23日，蒋梦麟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务，这时他不过三十出头。在北大学生欢迎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有关他办学思想的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写观点成为蒋梦麟以后一直遵循的办学方针。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们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则。同时，他还认为学生自治会应该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他在1923年写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北大精神概括为两点，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在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七年，面对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而且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没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勇挑重担的态度，要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使北大能始终稳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当年对全体教师说的话，他的道德威望、他的人格风范虽然无法与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个有担当、能负责的人，一个做事的人。他曾感叹：那时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他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就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很明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有三位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对政府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这就是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蒋梦麟，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校长他不仅要忙于校务，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所谓的“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一天下午，日军要他去“谈谈”，虽然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他还是毅然决定独自前往日本兵营。果然日寇企图把他劫持到大连去，《西潮》一书以生动的笔触记下了这样一段对话：“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你不要怕呀！”“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出版，P203）夜色四合，他终于离开日本兵营，平安地回到北大。只身赴约，在日寇的兵营里，在威吓面前，他显得如此从容，如此坦然，这一幕就足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北大校长。“临难毋苟免”是古代圣人的教诲，如果没有他这样的一介书生付诸实践，那无非是一句空话而已。随后，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主持校务，历时9年，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回忆：“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这其中当然凝结着他的一份心血、智慧与汗水。从1919年到1945年，蒋梦麟前后在北大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他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乱世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上升，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他说在北大任职期间，蔡元培先生有关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始终谨记在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蒋梦麟，这个曾经为中国教育事业尽心尽力，对塑造北大精神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教育家，不幸生活在一个风雨飘摇、“扰攘不安”的年代，因为不同的政治态度和选择，连他的名字都被长期湮没、遗忘了，正如他生前所说的“历史的事实却不能因政见不同而抹杀的”，无论如何他在教育史上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