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字研究

　　本套丛书是国家语委“十五”规划重点项目《规范汉字表》研制过程中，全国各地的汉字学专家对汉字规范的几个中心问题的研究成果。前三册的文章是从2002年召开的“异体字问题学术研讨会”“简化字问题学术研讨会”“汉字印刷字形问题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和发言中筛选出来的。为了使这三本论文集更具学术价值，我们又增选了近十几年来发表的这一领域的部分优秀论文。第四册“百家谈”是课题组在研制字表的工作过程中，邀请语言文字学界的专家学者撰写的专稿。丛书中各篇文章的作者均为汉字规范研究领域的专家，选入的文章共同的特点是：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综合起来，涵盖了异体字、简化字、汉字印刷字形问题的各个侧面，体现了我国汉字规范问题的最新成果。本书前言面向社会，面向未来，依靠科学，依靠群众/许嘉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六条规定：“国家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管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丰富和发展。”这句看似普通的话，在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人看来，却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是我国几十年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能够取得骄人成绩的重要原因。从50年代开始的语言规划，主要围绕着三件了不起的大事进行：推广普通话、对汉字进行简化、制订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无论是哪件事，都集中了前人和当代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进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时期，语言规划实施的重点有所变化，如何适应计算机对汉字进行处理成了突出问题之一。在这一时期里，语言规划的实施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科学研究。虽然前人已经解决了许多需要依靠科学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丝毫没有减轻语言文字研究工作的担子：语言文字的不断演变、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对语言文字需求的变化，都向语言文字学和相关学科（例如认知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哲学等）提出了比过去更多更严的要求。我国几十年来语言规划的成绩是巨大的，如果和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应该属于最成功的国家之列。其原因何在？我想，一是汉语汉字源远流长，经过历史的选择，强势民族语言和方言久已形成，因而通用语言具有稳固的基础，汉字研究历代不断，对其使用进行规范基础良好；二是我国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凝聚力巨大，全国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强烈，对通用语言文字的期望甚高；三是有坚强的政府，坚持不懈地制订和实施科学的语言规划，中央与地方，此部门与彼部门紧密配合；四是我国几代语言文字学家热心关注语言规划，殚精竭虑，为政府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因而我国的语言规划符合语言文字规律，符合中国国情。语言规划从来要以政府为主导，其体现形式之一是吸取科学研究的成果，依据国家法律，制订和执行一系列有关语言文字的法规、规章和标准。从我国的实践看，从50年代起，我国先后制订并颁布的有关汉语汉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法律文件，都是在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制订的，几十年来对汉字使用的规范化起到了极大作用。自2001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开始实施以来，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人们的语言文字意识明显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推广力度加大、普通话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社会用字渐趋“纯净”。随着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使用形势的发展，原本已经很急迫的制订（包括修订）和颁布有关标准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我曾经说过：“语言规划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科学研究基础上才能减少盲目性，提高预见性。”“语言计划需要语言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全方位的支持。”就都是由此而发。在我国已经开始跨进信息化门槛的今天，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推广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了。如果要把语言与文字进行比较的话，应该说文字的规范要更紧迫些。这是由于汉字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在通用语言还没有达到理想的通用程度时，通用文字起着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作用。同时计算机应用的普及，使得全国13亿人谁也离不开计算机里的字体字形了。经过我国学者20多年的奋斗，计算机早已可以对汉字进行处理了，但与社会生活的需求比，与计算机的能量相比，现在的处理还是初步的。例如字库还不理想，难以满足不同的需要；字体过少；字形不够规范，等等。简化字、异体字给人们带来的不便更是显而易见的。在国家通用文字领域，异体字、简化字、汉字印刷字形是久已存在、迫在眉睫的三个问题，急需进行深入研究。教育部和国家语委适时地组织一些专家进行研讨，是十分必要的。这套丛书就是对这三个问题进行研讨的成果汇编，是当前我国研究通用文字规范化问题的最新成果，反映了这一领域中的难点和研究这些问题的最高水平。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学人，特别是从事通用语言文字应用的专业部门的学者对语言规划，对国家通用文字的规范工作这样热心，实在令人高兴。在研讨的这三个问题中，汉字印刷字形问题相对比较简单，其余两项都是老大难问题。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以对参加研讨会的专家们作些呼应。异体字和简化字问题之所以比较复杂，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汉字本身的原因。汉字并非造于一时，也并非出自一手。历史悠久，疆域广大，众多无名造字者没有受过后代文字学的训练，常常从便于达意、书写方便出发，并不时时“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每造一字，既不一定考究历史上造字是不是依照了什么“理据”，也不可能协商于决策之前，更遑论预测后世将产生什么新字体、新技术，至于计算机对汉字的期望更是前人作梦也想不到的。虽然汉字历时既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律，潜伏于识字者的意识之中，但是，就创造者和使用者而言，还是不自觉的。例如“礙”简化为“碍”（始见于《正字通》），“報”简化为“报”（始见于居延汉简），“東”简化为“东”，“過”简化为“过”，“時”简化为“时”（始见于敦煌汉简），有什么“理据”可言？“纔”简化为“才”（其实“才”才是本字，见于《说文解字》），“雲”简化为“云”，“禮”简化为“礼”（二字情况与“才”同）之类，则更是回归于祖；当初用“纔”取代“才”可以说是“毫无道理”，“雲”取代“云”、“禮”取代“礼”，则一显其类，一著其声，虽有可道，但却是“多此一举”。至于现在让我们头疼的简化字与繁体字“一对几”的问题，也不自今日始，例如“干”之与“乾”“幹”（始见于刘熙《释名》和汉碑）、“沈”之与“沉”“瀋”（始见于《礼记》和《集韵》）、“后”之与“後”“后”（始见于《礼记》、马王堆简帛）。当时的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们哪里能料到计算机进行自动转化这会成为问题？其实，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繁体字，也不是字字都有理据可言，有的至今不明其所以然。换言之，种种不能划一的情况，并非因对汉字进行有计划的简化而产生，而是汉字在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存在。例如“晨”小篆上为“臼”，从许慎起就没说清楚何以“从臼、辰”就能表示“时也”；从“辰”而来的“蓐”、“薅”是何等理据，也是一笔糊涂账。“哭”字之作，至今无确解；“只”（“语已辞”）是不是“从口，像气下引之形”也难考其详。诸如此类，都不是一个“六书”可以概括得了的。汉字编码方案之层出不穷，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汉字、特别是现代汉字的复杂——没有哪一种编码没有漏洞的，“旨在克服已有方案弱点的新方案”“必然留下‘破绽’再引发新的创制”。现在研究简化字如何更为合“理”，也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此外，研究汉字问题的一些背景情况也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我看来，起码以下三点是重要的。第一点，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遗产浩瀚。对于语言规划来说，既有利又不利。一方面汉字积淀丰厚，可供后人借鉴的经验丰富，研究和选择的空间广大；另一方面，使人难以全面占有材料（例如，至今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汉字的总量，也没有人读遍全部典籍），将来中文信息处理实现了智能化，情况会有所改善，但理想的那一天还遥遥无期。人们在处理汉字时常常顾此失彼（过去的简化和整理异体字就是如此），不能不说与此有关。第二点，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已在人口覆盖85的地区普及，文盲率降到5以下，普通话正在有力地推广。这和几十年前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东西南北语言难以交流的情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现在对于语言文字工作的要求也和几十年前有了很大差别。地大人多，更容易出现语言文字的混乱，因而对规范工作要求更高更迫切。同时，由于语言文字既是社会现象，也是个人行为，规范工作也更加繁难。例如简化偏旁类推，就与此有关。类推是人类心理的共性。偏旁既简化了，社会上出现超出规则制订者设想范围的类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无限制地类推是不行的，但要人人都记得种种类推原则，也是难以做到的。怎么办？的确颇费踌躇。语言文字的规范与其发展演变是辨证的统一；使用者众多和使用频率剧增、违背规范与发展演变的现象并存，向语言文字计划提出了挑战。第三点，信息化技术既为语言规划的实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对语言规划又有着不同于以往只供人际交流所需的要求。例如，单就利用计算机对汉字资料进行检索以进行简化字和异体字的研究，以确定字形来说，就要比完全手工操作精确、便捷得多。而计算机所追求的兼容性、因特网的普及，又要求字形要极其严格地统一；计算机在辨识字形时的容错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因而无论是印刷的还是手写的文本，如果要通过OCR之类的技术输入计算机，也需要字形的规范。我们固然可以尽量提高有关处理软件的性能（事实上我国科技人员为此已经花费了不少精力），但是如果汉字的规范水平提高了，岂不事半功倍？在这套丛书里有一册是专论汉字印刷字形的，可以说正是有所为而发。基于上述汉字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困难和三方面背景情况，在实施语言规划时，例如简化字和异体字的“科学性”、去取标准的划一等，只能求得相对的合“理”；不必期望达到绝对：每个字都要有充分理据可言，确定的异体字要能够覆盖中文所有文献。毕其功于一役固然是不可能的，想找到某家学说或方法去解决所有问题，做到哪怕一段时间里的十全十美，也是不现实的。在制订规章和标准时，要处理好有理据与无理据、管辖范围的有限与无限、解决办法的继承与发展、规则的复杂与简单、政府要求与群众心理、着眼于现在与未来等的关系。我看三个研讨会的参加者们发表的意见，大多主张对简化字和异体字的改进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恐怕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有关语言文字本体及其应用的研究为语言规划所必需，这是当然的。但是二者毕竟不能等同。学术研究从科学理念出发，着眼于研究对象本身，归纳其规律，探寻其原因，是即是，非则非。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研究，提供给社会的是对“应该如何”的回答；语言规划是政府主导的社会行为，所面对的除了语言文字本体及其应用的“当然”“所以然”，还有社会的种种复杂情况，社会个体的文化、观念、心理等诸多促进和制约因素。它所要决定的，除了“应该如何”，还有“能够如何”——可行性，即通过必要措施使得人民群众能够接受，对于政府来说是必须注意的大问题。研究与语言规划有关的语言文字问题和制订语言规划、制订语言规划和实施它，其间的差异需要人们理解，需要在学者和政府的合作方面体现出来，彼此心知其意且相通，是获得语言规划最佳效果的重要保障。我想，在研究汉字简化、异体字问题时也突破不了这个规律。我衷心希望这套丛书里的许多真知灼见能够及时地为政府有关部门采纳，希望这三个研讨会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有更多学者参加进来，希望学术界和语言规划主管部门的合作、配合更加紧密，希望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入。语言规划的制订和实施，要面向社会，面向未来，依靠科学，依靠群众。我想用这篇短文的标题作为它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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