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方苏雅以法国殖民政策执行者的身份出现在云南，他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照片、日记、书信和札记？？这些照片被认为是亚洲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和地区概貌的纪实性照片。本书记述的是方苏雅眼中的中国云南，同时也是在云南社会历史深处的一种探寻。方苏雅原名奥古斯特·弗朗索瓦，“方苏雅”则是他自己取的中国名字。1857年8月20日，方苏雅出生于一个法国商人家庭，经济宽裕。成年后，方苏雅先后在法国内务部、外交部工作，曾任法国驻印度支那一等外交副代表、法国外交部长私人秘书、法国驻龙州（今广西柳州）领事等职。40岁以后任驻云南府（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再兼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以及法国驻中国云南代表，在云南一呆数年之久。1904年方苏雅回到法国。在此后30年的岁月里，方苏雅一直怀念着在中国的岁月。他盖了一幢小楼，将历年收集的有关中国的藏品尽数置于楼中，名之为“小中国”。1935年7月4日方苏雅病逝。去世前，他把装在紫檀木盒子里的110幅玻璃底片、6本影集中的上千幅照片，在中国拍摄的6毫米31分钟的纪录片，一部带皮腔的6×6的玻璃干片照像机，以及中国皇帝授给他的勋章，统统交给妻子马尔芒，嘱咐她要认真保管。1974年。马尔芒在去世前，又将方苏雅的部分遗物（含部分照片），捐给法国巴黎的人类学博物馆等4个博物馆收藏。余下的物品（部分照片、电影胶片等），则交给外甥皮埃尔·赛都保存。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知道方苏雅手中保留有在云南等地拍摄的照片以及日记等物，于是云南方面有识之士，经过一番交涉和努力，终于取得了这些照片在中国的使用权。那次展览的照片，便是从中精选出来的，其他摄于云南红河、楚雄和四川、贵州、西藏、广东、越南、新加坡等地的照片，则至今尚未有机会面世。毫无疑问，方苏雅的这些老照片，把晚清云南的山容地貌、河湖船舶、老城古街、官署民居、塔庙牌坊、集市庙会以及三教九流、各界人物，均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无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怀旧的角度，它们都有难以替代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讲，方苏雅的功绩是不言自明、不可抹杀的。但我们如认真冷静地审视一下方苏雅的身世经历，就会发现方苏雅既不是一个学者，更不是一名技术人员，他虽有浓重的中国情结，但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者。因此，方苏雅不可能仅仅是从研究的角度、从怀旧的角度来拍摄这些照片。他的拍摄行动是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我们不应忽略的历史事实是，在1899年，法国驻越总督都墨（又译为杜梅），电召法国驻云南府总领事方苏雅，策划对云南的军事占领，决定先由方苏雅率士兵100多人，携带武器弹药40余驮，秘密潜入云南为内应。1900年，这批武器弹药在昆明南关被查获，扣在厘金局内。方苏雅竟然派人持枪弹强行将军火运走，藏于平政街天主教堂内。这件事激起了昆明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包围和烧毁了法国在昆明的教堂以及传教士的住宅。这就是反对法国人侵云南的“昆明教案”。“昆明教案”发生后，法国在中越边境地区高筑炮台，调兵遣将，运送武器，鸣枪鸣炮，举行示威性军事演习，扬言“大兵即日人滇，攻据地方”。其实，时逢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反帝声势日益高涨，法军已北上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根本无力入滇。但昏庸的清王朝在法国的恫吓下，一再妥协。于是，英、法政府就联合提出在云南开矿的要求。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除答应向法国赔偿12万两白银以外，还答应了英、法殖民主义者可以在云南七府（七个地区）开采矿产的要求。从这一段血淋淋的历史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方苏雅拍摄有关云南的照片的目的，是为法国殖民主义者搜集资料，是为其殖民政策服务的。当然，从客观上讲，百年后方苏雅老照片的重见天日，确实起到一定的良好作用，有助于我们认识百年前的云南的真实历史面貌。方苏雅为何留下大量云南历史老照片，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解读和探讨，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百年前云南的历史，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百年前云南与英、法关系的历史，了解云南对外关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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