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一生治学,约分三期。早期(1897年以前,海宁)习举业、旧学;前期(1898—191l,上海、南通、苏州、北京)主要治哲学、诗学;晚期(1912—1927日本京都。上海、北京)主要治古史学。其中前期又分为第一时期(1898—1907,即从进上海《时务报》社工作到发表《(三十)自序》,宣称“疲于哲学”),治哲学兼及诗学;与第二时期(1908—1911,即从发表《人间词话》到辛亥东渡日本),治诗学浸及史学。《人间词话》属于王氏前期第二时期的诗学代表作。它标志着王氏新的诗学体系的基本构成,在打通中西文学壁垒,架设古代诗说与现代诗论之间的桥梁方面,显出了自己的特色:《人间词话》虽仍继承诗话、词话的传统形式,实已突破了这种形式的局限。它输进了自己时代的新方法、新内容。它是一种中西“合璧”而又独具个性的新产物。《人问词话》并不限于谈词,它已涉及诗、曲、戏剧以至整个文学。它成了王氏一家艺术论的主要部分。也正因此,本书在这一《词话》的基础上,又从王氏《遗书》及其他材料中,搜辑整编成《广》,作为原《词话》的一种重要的辅翼。《人间词话》。就其作为新的诗学体系言,大抵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诗的本体论,2.诗的创作论,3.诗的鉴赏论,4.诗的发展论。就中第一项实为王氏诗论中轴,其余三项均簇绕、拱卫这一中轴。也正因此,本书《新订》部分与《广》部分,均依此四论编排条目。这篇序言,作为对王氏诗论及其基本结构的一种探索,也就从这四论着手,分别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