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仙散录》，又名《云仙杂记》，旧署后唐冯贽编，是五代时一部记录异闻的古小说集。这部书的内容比较驳杂，主要是有关唐五代时一些名士、隐者和乡绅、显贵之流的逸闻轶事。 前一类大多是文学史上的人物，本书描述了他们的雅趣和癖好。其中有记杜甫在蜀贫寒生活的 窘迫（《黄儿米》、《一丝二丝》），有记王维居辋川地不容尘、日十数扫的洁癖（《两童缚帚》），有记孟 浩然写作上的求实严谨（《鱼有几鳞》），有记苦吟派诗人反复推敲中的甘苦（《苦吟穿袖》、《写窗投 溷》），更有记张籍将杜诗烧灰而食，以求“改易肝肠”一类的怪举（《杜诗烧灰》）等等。对后一类 人，本书则主要记述他们的奢靡生活，如“安史之乱”时曾做过唐军监军的大宦官鱼朝恩用琉璃板 做“鱼藻洞”，宁水养虾（《鱼藻洞》）；显赫于天宝年间的虢国夫人悬鹿肠于屋梁上，注酒宴客，号之 为“洞天瓶”（《洞天瓶》）；玄宗时的名臣韦陟家宴时，使众婢持烛作围（《烛围》）等等。这与史书所载唐代“自天宝以后，风俗侈靡”，“公私相致，渐以成俗”（《资治通鉴·唐穆宗长庆二年》）的情况是相合的。不过，除了这种种别出心裁的夸豪斗富之外，书中也还有另一类生活的记载：洛阳振德坊贫民以糠为食（《糠市》），豪门中的家奴偶有失误、则被主人投入火中（《投奴火中》），这些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的另一方面。本书间或也提及了当时的民间生活，如洛阳上元节 的点灯送礼（《芋郎君》）、桂人好食虾蟆（《虾蟆糁菌》）之类的习俗时尚，还有节令食品和一些药物 的特异效果等等。《印普贤》一条所记的玄奘印造佛像一事，或被认为是刻板印刷史上最早的明确记载（也有人认为并不可靠）。此外，本书也有不少荒诞不经的东西，如有人夜睡，闻虱念《阿房宫赋》（《虱念阿房赋》）；杜甫为文星典吏下凡，因佩刻有天诰之石入葱市，故文而不贵（《陈芳国》）等等。总其内容而言，本书当然不可以作为信史，但所记往往不见于他书，故而还是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作者在《序》中，把此书归为“纂类之书”。从形式上看，《云仙散录》确实也杂乱无章地编纂起来的。作者在谈到他的撰书动机时讲，他看到书籍中，“世人所用于文字者亦不下数千辈”，此时“未免为陈言也”，为“急于应文房之用”而编此书，于“常常之书”略而不采。可见，侭管后人将此书归入小说类，但它却不像唐人的传奇作品那样，以描摹生动、富于文采而见长。从《说郛》、《唐代丛书》等丛书中保留的不少同类作品（其中也有赝品）来看，当时这种书是很多的。并且，它们真可能曾“应文房之用”。晚唐兴起一股侈用事典的诗风，一直延续到宋代，形成了“西昆体”一类的诗歌流派，因他们用典的费解，致使后人有“独恨无人作郑笺”（金元好问《论诗绝句》语）之叹。从开此先河的李商隐等人的诗作中，就可见到大量来自志怪说部的僻典。据说，《云仙散录》的内容也确有被诗家用作典故的，如“戴颙双柑斗酒往听黄鹂”事（《诗肠鼓吹》，《四库全书总目》误引“戴颙”作“戴逵”）之类。不过，此书大约是由于格调平平，趣味无多，看来并没有太多发挥这一作用。但它的流传还比较广，收集唐五代说部的丛书大都没有遗忘它，在旧时代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其中的某些掌故为后人所习用，如“金兰薄”、“惜春御史”、“闭门羹”等就出于此书。有些故事辗转见于他书，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如“贾岛祭诗”、“杜甫子宗武受阮兵曹石斧”，前者又见于《唐才子传》、《唐诗记事》，后者又见于《竹坡诗话》）。书中记录的享乐生活也受到了后来追慕者的欣赏，明人小说中就写到，有人把本书所记张宪为侍妾所起的“雅号”（《墨娥》）安在妓女身上，用作招牌（见《石点头·贪婪汉六院卖风流》）。本书作者署名冯贽，他声称家有九世藏书二十余万卷，似出名门世家，然其名却不见于他书。 时代相近的宋人就已说其“不知何人”（《直斋书录解题》）。题名冯贽作的书还有两种：一名《记事珠》，一名《南部烟花记》，均属“纂类之书”，但份量都很小。前者的内容大多见于《云仙散录》，后者又多是从《开河记》、《开元天宝遗事》中摘引的片言只语，都算不上高明。并且，两书皆不见于各史艺文志的着录，只收在《说郛》（宛委山堂刊本）、《五朝小说》、《唐代丛书》等几种清人刊刻的丛书中。这几部丛书以宛委山堂本《说郛》时代最早，在清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刊成，但该书所收各书的可靠性之低，世所共知。而其它各书中所收的《记事珠》、《南部烟花记》二书又都是由《说郛》本而来的。根据这些情况判定它们出于后人伪托，大概是不成问题的。《云仙散录》的自序题作于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九二六）。作者说他“事科举盖三十年，蔑然无效，天佑元年退归故里”，四年之后编成此书。“天佑”是唐僖宗的年号，元年为九○四年。这样，作者应当是生活在九世纪下半叶到十世纪初，也就是大约相当于唐宣宗到后唐明宗这一时期。自序中还提到，在编完《云仙散录》后，作者还编了几部书，“皆传记集异之说”。此外，再未见到有关他本人的任何资科。这部书的可信程度历来受到怀疑。这不止是因为作者不可考知，书中还存在其它的疑点。从南宋张邦基的《墨庄漫录》始，就有不少人指出来过。不过，平心而论，前人的有些看法未必能站得住脚，如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九引本书《笔头若耶》条，中有张曲江语人“学者常想胸次吞云梦，笔头涌若耶溪”句，称“殊不知若耶在会稽云门寺前，特一涧水耳，何得言涌耶”？并“以此知其伪”。这不免是迂儒之见。诚然，若耶溪在后世为一小涧，然在春秋时代尚为一大河。在这里，它不过是若干代沉淀下来的一种文学譬况。如果照此推论，云梦泽在唐五代时早已不复存在，前一句岂不更荒谬？还有一个用来证明本书为伪作的根据是：《序》称天复元年（九○一）作，而文中却提到冯贽天佑元年（九○四）才“返回故里”。《四库全书总目》据此认为“其为后人依托，未及详考，明矣！”这个说法也难以立为定论。天佑晚于天复是显而易见的，既然作伪，未必至于在这样的地方留下破绽。其实，是《四库》所据之本有讹。此次点校用作底本的《随盫丛书》本序文明题“天成元年”，徐渭仁的跋语云：“天成后天佑凡二十一年，是元本不误。”这个讹误宋代就已出现，《直斋书录解题》亦作“天复”。清人了丙在其《善本室藏书志》中怀疑是“成字草书与复字相近，传写致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曾对此作了详细辨析。另外，人们从这部书的文章风格上也提出了一些异议，陈振孙指出其“记事造语，如出一手”；赵与时也认为“集诸家之言”，不当如此“一律”（《宾退录》卷一）；余嘉锡亦说：“相其文章风调，首尾如一。”这些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作为一部“纂类之书”，作者未必一定要直录载籍，更多的情况是节引其书，甚或改写其文，如同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与其时代相近的《类说》、《绀珠集》等书的体制。因此，这种说法只能视作是一个旁证。《云仙散录》最值得怀疑的是它的引书。全书三百六十七条，引书一百种。引书存在的问题一是书名，二是编排顺序。引书中除了《纂异记》见于《新唐书·艺文志》，《金銮密记》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及《直斋书录解题》，《南康记》见于《宋史·艺文志》外，其它均不见于历代着录（据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其中的《安成记》、《庐山记》、《衡山记》、《豫章记》诸书，均属南北朝时的地理书，与《散录》引文的内容不相切合。《郡斋读书志》有《唐余录》，但却是宋人作品）。《类说》、《说郛》引了《金銮密记》，前者还引了《庐山记》，都不见《散录》所引的文字；而《绀珠集》、《锦绣万花谷、《海录碎事》等南宋类书中引的《云林异景记》、《妆台记》等，又都是从《云仙散录》中转引来的。也许，我们不应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散录》所引，或许有单篇文章，不尽是书。可是，书名问题结合其内容来看，有的十分贴合，如引作《文览》的数条皆是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轶事；引作《马癖记》的则记的是哥舒翰等人的好马成癖。也有的多数内容合于书名，个别条目与书名不相符契。亦有若干书名似乎是随意所加，如《玄山记》只一条是记一“玄山印”事，其余各条均与题无涉。它不像是述说一事的单篇文章，但也很难设想，记载这点小事可以成为专书。书名中更大的破绽是二七六、二九五、三○四、三○六（此为点校本新加的顺序号，下同）四条记薛稷为笔、墨、纸、砚“封九锡”，一事被分作四条不说，还列上了四个根本不同的书名。由此看来，所引之书的可靠性的确是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不仅书名如此，引书的编排顺序也很奇怪。这一点，赵与时《宾退录》卷一曾予以指出，说它“援引书百余种，每一书皆录一事，周而复始，如是者三。其间次序参差者数条而已”。进一步观 察，还可发现其编排的大致规律。一百种引书每百条重复出现一次，第二次以后的每次出现都是以第一次出现时的顺序为基础，十六、七条左右为一单元，打乱了顺序重新排列。但各次重复中每个单元起始点的位置都是相同的。除了第三次重复（三○一——三六七条）因不足一百而有空位与第二次重复中的最后一个单元（二八八——三○○条）是倒着排列的以外，大体上是整齐的。这实在像是一种文字游戏：列出一百个书名，然后又成组成组地混合排列（读者也可从点校本后附的《引书索引》的数码中看到这一点）。总之，《云仙散录》的引书漏洞百出，当属伪托。不过，从部分书名与内容相贴合这一点来看，伪托也是出自本书作者之手，不大可能是由后人添加。但是，纵然引书上存在着种种花招，却仍不能作为推翻本书为五代时人冯贽所作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据。在宋代着录中，此书都作《云仙散录》。但不知从何时起，它又以《云仙杂记》的名称流传于世。用后一名称的本子今所见者，以明代菉竹堂刻本为最早。此本分作十卷，前八卷的内容即是《散录》全本，只是有十多条的位置不同。它们是：（一）三五八到三六一条提前到第二条之后，（二） 二九五、三○四、三○六条提前到二七六条之后（内容均为“薛稷封九锡”），（三）三六七条（最后一条）挪到《杂记》二卷之首（此条今本《散录》已脱，仅存标题），（四）二五四、二五五条提前在一五二条之后。如果据上文提到的引书编排规律来看，前两处明显地是出于后人的篡乱（第二处的篡乱自然是出于对内容的考虑）；后两处则不然，恰恰适合于这个编排规律，而在今本《散录》中，这两处却呈现了空缺和错乱，可见，在这些地方，它们保留了原书的本来面目。由此，再根据《杂记》“丸”字都作“圆”，避宋钦宗赵桓讳，可以知道，今本《杂记》出现亦早，并非由今本《散录》转出，但其九、十两卷则另当别论。《杂记》九、十两卷的内容全部是新增加的，共七十九条，大部分注明了引书书名，共二十九种。这些书现在大都存在。冯贽《序》中言于［常常之书”不收，可是这两卷所引皆为习见之书，而且还包括有《穆天子传》、《孔子家语》等时代风格都大不相同的作品。不仅如此，还有诸如《资治通鉴》、《北梦琐言》、《南部新书》等宋代人的著作。显而易见，这两卷属由后人伪托。可是，这些引文与今本原书的文字往往差距甚大，而且有少数不见于今本原书。这究竟是引书时的删略呢，还是别有所据？经过查核，找出了答案。原来，它们大多数转引自《类说》。《类说》六十卷，南宋初曾慥编，慥字端伯，曾言尚书郎，直宝文阁。他于绍兴六年（一一三六），从二百五十六种笔记小说里辑录成此书。“其书体例，略仿马总《意林》，每一书各删削原文，而取其绮丽之语，仍存原目于条首”（《四库全书总目》）。《云仙杂记》九、十卷共有六十三条钞自《类说》，但却讳而不言，只注出了原来的书名（今本有九条还脱去了引书名）。剩下的十六条，纯属生凑。有的本是一段中的文字，被分别钞出，立为二条（卷九第七条《无肠公子》及第十条《虎狼称呼五君》），倒是很有些冯贽的作风。这十六条文字，多与所引书的今本相合，但亦有相去甚远者（卷九之四十一条《鸟龙》、十二条《须髯如戟》），究竟是什么原因，证据不足，只能存而不论。上面所言，足以证明《杂记》九、十两卷是件拙劣的赝品，这种极不负责的做法大约只能出自逐利忘义的书贾坊肆。《散录》与《杂记》两个本子的主要不同表现在每条前的小标题上。两本标题相同者不到三分之一。不同者情况比较复杂，大致说来，除了一些选择角度不同，各用文中所记事的某一方面作题的情况（如《散录》“金刚骨”，《杂记》作“地仙圆”）外，《散录》往往用一简称或提取文中一词作题；而《杂记》常常用全称或概括全文内容的标题，字数较多。如十七条，《散录》作“墨娥”，《杂记》作“凤巢羣女”；二二三条，《散录》作“天枢巡使”，《杂记》作“元夜食牛肺犯天枢使”。“墨娥”是所记的“凤巢羣女”之一，“天枢巡使”也只是事件涉及的一个间接当事者。相较之下，《杂记》标题要更准确、明白一些。不过，也有极个别相反的例子。这也说明了两个本子不出于同一系统。《云仙散录》的刻本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洪迈《容斋随笔》所记的南宋南剑州刊本。今存的刻本大都收在一些明清人编的丛书中。这些本子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有清末徐乃昌刊刻的《随盫徐氏丛书》本，它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开禧年间郭应祥在泉州所刻。据郭氏跋语讲，这个本子综合了李茂州与罗史君的两个家藏本。前者不分卷，后者分上、下两卷，“先后之次亦有不同”。郭本从李本而据罗本校改了一些脱误，用当时政府的官册纸印行，流传很广，丁丙《善本室藏书记》、《简明四库目录标注》都曾着录。《随盦徐氏丛书》本明确说明是从此而来。该本今存于南京图书馆，其书影见《留真谱二编》卷五，行款与字体均表明《随盦》本是其影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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