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为这种沉寂的态度是青年的拓荡,这话我不承认。我以为这只是青年人增进一点自卫的聪明。头颅一人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志薄弱目无法纪等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以不必招的。学生寄宿舍没有电灯,派代表去请校长装设,这些代表们必要遭校长的指为共产党徒,甚至开除,致于无书可读,则寄宿舍代表愚见亦大可以不必做,还是做年轻的顺民为是。校事尚如此,国事更可知了。这一点的见解是于“莘莘学子”实在有益的。所以这书中的种种论调,只是一些不合时宜的隔日黄花,读者也是可以隔日黄花视之,好在作者并无立说立言藏诸名山传其人的梦想。激烈理论是不便于任何政府的,在段祺瑞的“革命政府”提倡激烈理论是好的,但是在这革命已经成功的时代,热心于革命事业的元老已不乏人,若再提倡激烈理论,岂不是又与另一个“革命政府”以不便?这是革命前后时代理论上应有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