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遗室诗话（共二册）

　　作诗工处，往往有在怅惘不甘者，荆公“别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二十字，为与神宗遇合不终感寓之作。余尝谓贵人之不能诗者无论已，其能诗而最有山林气者，莫如荆公，遇亦随之，非居金陵后始然也。陈仁先（曾寿）尝本余此说作一七言古甚工。林暾谷（旭）年二十余即自刊其《晚翠轩诗》，余实主张之，因乞为叙，草草不成文章也。尚有未刻诗数十首，视已刻者尤胜，稿多在余处。《张园即目呈石遗丈》云：“深葟傍水飘珠网，中有拒霜照眼明。穷巷幽姿端可比，秋风斜日若为情。残荷前日看犹在，远客临行思自生。聊欲吟诗当报礼，仁人新叙敌连城。”《海西庵忆梁伯烈》云：“端坐能穷万物妍，江波日日自洄漩。信知丈室维摩诘，得傍瓜庐焦孝然。贤守早亡长远客，山僧深闭亦安眠。枇杷千树真过我，来值繁霜十月天。”（自注：节庵爱晚翠轩之名，欲为作记。又言焦山此树最多，宜以轩属我。）《无题》云：“锦车使者归来日，雾阁云窗又起家。楚岫梦回洵美矣，汉宫望久讵非耶。君王自失河南地，颜色能骄西海花。生不逢时尚倾国。肯将薄命续琵琶。”《南塘》诗三首云：“南塘水涨多新景，河渎神祠压淼潺。桅影梴梴过屋角，水鸥跕跕下花间。铺行杂器堆船卖，士女春衣上冢还。风物荒城惟有此，却思归路可追攀。”“南塘水涨多新景，连日无妨取醉吟。穷眼难逢花满院，春愁谁见柳成林。依依酒半将移晷，采采阑前欲去心。上巳清明归并了，只除行乐总休侵。”“南塘庙里花争好，我与樱桃独有情，来度清明思略似，回寻诗句梦频更。”（“谁念离人愁欲绝，樱桃花下过清明。”甲午京寓诗。）“柁楼惊艳阑前过，弦柱含声醉后鸣。并合要将愁力胜，不堪风景满前生。”《南堤桃花红门杂开》云：“堤根数树对泱泱，傅粉施朱自试妆。淮水东流思不尽，春阳欲暮日初长。山僧栽重开谁管，游女经过折亦强。自被诗人诮轻薄，柳阴不妒有鸣榔。”《送春拟韩致光》云：“循例作诗三月尽，眼遭飘落太惊心。折成片片思全盛，缀得疏疏祝久禁。肯记帽檐曾竞戴，无情屐齿便相侵。冬郎漫把伤春酒，早日池塘已绿阴。”全是后山集中学杜得意之作。第三首稍为别调，为赛金花赋也。贤守谓王可庄。季新亡弟（迁）年少逸才，郁郁不得意，幼失怙，两兄不忍过于督责，有所眷歌者夭逝，弟伤之甚痛，兼以自伤也。见诸诗词者，不下百十首，录一二云：“更上湖亭倍惘然，十分秋色是今年。夕阳真是无情物，不许愁人哭墓田”“二载何曾一日欢，此心不减越梅酸。”“细思往事都成谶，长抱奇愁欲化丹。”“纵不题诗也怆神，今年燕子罢劳辛。此中白眼知多少，终古黄衫有几人。”句云：“世上黄金原似土，抱中碧玉白无瑕。”备极沈痛，“化丹”句奇创，似杨铁崖、张伯雨语。又五言一律云：“风物已凄紧，吾心殊不佳。墓门空挂剑，香径已埋钗。霜信催衰鬓，秋期葬病骸。词人白首卧，松竹满萧斋。”尤凄厉不堪卒读。卒以不寿，年仅二十有八。又有句云：“庭无过客僮慵扫，案有抛书儿乱摊。”可以想其清贫之况矣。亡友高逋孙（钟泉）少孤嗜学，家贫无所得书，无所得师，则阅市借人，出门求友，十余岁斐然成章。《花事》云：“花事殊无据，东风面太生。梁低空待燕，地僻少闻莺。”“帘外几春雨，楼头多晚晴。踏青鞋未绣，何日是清明。”“花事寒中酿，宵来欲减衣。烛烧春共短，香袅梦相依。暗雨苔潜长，幽篁笋定肥。寂寥门巷里，才见燕双飞。”《谢酒》云：“傍到香肌已减寒，桃花酿醋艳含酸。年来不领青州事，合向平原署旷官。”《咏史》云：“夫何碎唾壶，痴心慕魏武。神器非等闲，中宗岂懦主。石头不噬脐，上计死奚补。刁刘无足论，伯仁宛千古。”“称孤不负汉，坐拥见雍容。偏朝奇男子，首数石世龙。”“子房同卓识，高皇诚景从。并驱轻光武，恐是君未逢。”《宛在堂题壁》云：“数亩林塘结构粗，两朝大雅此轮扶。参差汉上题襟集，仿佛西江诗派图。风月且谈今夕好，湖山莫说故乡无。某丘某水钓游处，社祭先生德不孤。”堂中祀明、清两朝闽首郡诗人也。《澄澜阁对柳有感》云：“爱汝临风作态频，依稀交让尹邢身。（柳有二本。）攀条我少纤纤手，护惜还须倩玉人。莫向长桥管送迎，乾坤几辈解钟情。我来已负青青鬓，愁听谁家玉笛声。”“攀条”二语，谓余曾同室人至澄澜阁下，室人题诗云：“澄澜高阁畔，独有柳条新。共此依依立，青春二十人。”又君赠余诗，所谓“修竹数竿依翠袖，香泥百草绕裙腰”者也。又《瓶中梨花》句云：“未赠白人权托命，再逢青帝已无根。”《草堂漫记》句云：“好书久借缘多病，旧句频删厌说贫。”《小西湖即景》句云：“过桥喧落叶，临水饱秋光。”又《春晚即事》句云：“贫家红紫都如洗，独有青苔上井栏。”君美风姿，守身如玉，未尝偶作狭邪游。妇邵氏，世家女，清贫相对，知者方目为伏川高柔，而幽忧瘦损，余深恐其为汤卿谋。不数年遽病肺卒，遗诗一册，录数首于此，又使人惜死于无穷也。王阑生（景）遗诗三四百首，蜀游作居十之八九。诗骨清瘦，然有矫健不群者。《梅子关》云：“万仞摩天梅子关，关前七十二溪环。路人为指巴亭县，数片残云无定间。”二十八字一气赶下，颇有太白“朝辞白帝”一首气象。李涉之《远别秦城》一首与太白可谓厮为二流矣。然末二句，又从“黄河远上”下半首变化出，唐人此三诗一河一江一汉，真异曲同工，后人无从再着笔矣。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非靠着一二灵活虚实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间，便自诧能事也。今人作诗，知甚嚣尘上之不可娱独坐，百年万里天地江山之空廓取厌矣。于是有一派焉，以如不欲战之形，作言愁始愁之态，凡坐觉微闻稍从暂觉稍喜聊从政须渐觉微抱潜从终怜犹及行看尽恐全非等字，在在而是，若舍此无可着笔者，非谓此数字之不可用，有实在理想实在景物，自然无故不常犯笔端耳。《明史》论钟谭诗派云：“自袁宏道矫王、李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为幽深孤峭，与谭元春评选唐人诗，为《唐诗归》，又评隋以前诗，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沈春泽撰钟诗序云：“自先生以诗文名世，后进学之者，大江以南更甚。然而得其形貌，遗其神情，以寂寥言精炼以寡约言清远，以俚浅言冲淡，以生涩言新裁，篇章字句之间，每多重复，稍下一二助语，辄以号于人曰，吾诗空灵已极，余以为空则有之，灵则未也云云，不啻为今日言之。”昭文孙师郑吏部（雄）号郑斋，治经学骈体文，而绝喜言诗，辑前清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十余集，集百十人，无贵贱老幼，与相识不相识，以诗至者，无不甄录，用钢笔写印，高可隐人，捆载赠所知。又分为甲乙各集，镂板行世，数请余为叙，余谓君作诗话，称余严于论诗，今并蓄兼收若此，余何以措词。君曰，吾诗史之名固不称，第储史料，以待后人之去取，当亦无恶于志，乃本君此意言之。君《题薛褧铭大令诗稿后》有云：“朱子论作文，勿使差异字。选言戒钩棘，说理尚平易。（《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云云。）诗文体纵殊，探源靡二致。”又云：“谪仙旷世才，逸足追风骥。落笔撼五岳，绝尘飞六辔。少陵郁忠肝，字字流血泪，高歌泣鬼神，独醒唤众醉。慷慨南董笔，从容北山议，天若假之鸣，词取达其意，蛇神牛鬼徒，形秽三舍避。”又云：“诗中隐有我，诗外更有事。回甘道味浓，叩寂余音嗣。古云貂裘杂，不如狐裘粹（见《淮南子》）。哂彼饾钉儒，獭祭夸多识。作诗如用兵，操纵身使臂。奇兵不在众，敢战推骠骑。”持论平正，因忆方虚谷有《秋晚杂书》诗千首，今录其六云：“堂堂陈去非，中兴以诗鸣。曾吕两从橐，残月配长庚。尤萧范陆杨，复振干淳声。尔后顿寂寥，草虫何薨薨。”“永嘉有四灵，词工格乃平。上饶有二泉，旨淡骨独清。学子熟取舍，吾非私重轻。极玄虽有集，岂得如渊明。”“窃尝评少陵，便生太宗时。岂独魏郑公，论谏垂至兹。天宝得一官，主昏事已危。脱命走在所，穷老拜拾遗。卒坐鲠直去。漂落西南陲。处处苦战斗，言言悲乱离。其间至痛者，莫若八哀诗。我无此笔力，怀抱颇似之。”“人言太白豪，其诗丽以富。乐府信皆尔，一扫梁隋腐。余编细读之，要自有朴处。最于赠答篇，肺腑露情愫。何至昌谷生，一一雕丽句。亦焉用玉溪，纂组失天趣。沈宋非不工，子昂独高步。画肉不画骨，乃以帝闲故。”“六经天日月，诸子如四时。史自班以上，语奇文亦奇。踵武蔚宗辈，语有文无之。”“小宋刊新唐，不悟宵寐规。以艺传李杜，待之毋乃卑。他人有遗集，一览不再窥。惟此与韩柳，咀嚼无厌期。侪彼枫落生，吾欲镌此疵。”“道自汉魏降，裂为文与诗。工诗或拙文，文高诗或卑。香瓯假山序，不妨自一奇。鲥橘多骨核，乃至肆诋訾，恭维陈无已，此事独兼之。五七掩杜集，千百臻秦碑。四海紫阳翁，归美岂其私。所以此虚叟，取为晚节师。一世称陶谢诗，陶岂谢可比。池草故未凋，阶药已颇绮。如唐号元白，白岂元可拟。中有不同处，要与分朴诡。郑圃赵昌父，颍川韩仲止。”“二泉岂不高，顾必四灵美。咸潮生姜门，蟚蜞以为旨。未若玉山雪，空铛煮荒荠。”虚谷生平详于周密《癸辛杂志》者，不值一钱，然诗功甚深，所纂《瀛奎律髓》，虽专论近体诗，浅见寡闻者不能道也。此数首宗旨，取朴去艳，于赵宋一代诗学，辨别甚真。盖虚谷本西江派，故阳秋若此，非后世随声附和妄思依傍李杜门户者比，不可以人而废言也。尚有罗寿可诗序，言宋诗派别尤详，与方诗略同云：“诗学晚唐，不自四灵始，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厓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和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徒凡数十家。欧公出焉，一变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苏子美二难相为颉颃，梅圣俞则唐体之出类者也。苏长公踵欧公而起，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五言或三谢，独黄双井专为少陵，秦、晁莫窥其藩。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惟吕居仁克肖陈后山，弃所学学双井，黄致广大，陈极精微，天下诗人北面矣。立为江西派之说，铨取或不尽然，陈简斋、曾文清为南渡之巨擘，乾淳以来尤、范、杨、陆、萧其尤也。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厌西江，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晚唐体，日浅日下，然尚有余杭二赵，上饶二泉，典型未泯，今学者不于三千年间，上溯下沿，穷探邃索，往往追逐近世六七十年间之所遍向，非区区之所敢知也。？所论稍偏，要自博辩。……

　　陈衍（1856-1937），小名尹昌，字叔尹，号石遗，福建侯官（现福州）人。他自幼随祖父读书写字诵诗，10岁时已读完《书》、《诗》、《礼》、《易》等国学经典，能将"六朝人文长篇若两都若哀江南诸赋皆背诵如流"，且"终年为诗，日课一首"，还对"唐元明人笔记小说"广有涉猎。清光绪八年（1882）中举人，1886年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府，随军招抚生番。1886年在京时，与郑孝胥共同标榜"同光体"，并成为"同光体"的闽派代表人物，他所著的《石遗室诗话》、《近代诗抄》，"煌煌巨帙，声教远暨海内外，一时豪俊，奔趋其旗之下。"1895年三、四月间，陈衍到京会试，时值甲午中日战争后期，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求和，举国哗然。陈衍起草、并与林纾等人联名上书都察院，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等领土。1897年夏，陈衍被公推为《求是报》主笔，在其主事期间，《求是报》的面貌焕然一新，内容包括社论、谕旨恭录、中外新闻、中外法律法规、译文和逸闻、理论科学的译介和小说连载等等，而且每期都有针对中国现状的论说，因此读者日多，风行一时。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正是由《求是报》看出陈衍的卓越的才干，于1898年邀请他到武昌，办理一切新政笔墨，并任《官报》局总编纂。1898年春，京城会试之际，变法呼声正高，陈衍作《戊戌变法榷议》，分议相、议兵等十条，提出自己的变法主张。同年，应经济特科试，未中。戊戌变法失败后，《官报》停办，陈衍筹办《商务报》，以研究实业为主，除了连载他同其下属河濑仪太郎翻译的《银行论》、《货币制度论》、《商业经济学》、《商业地理》、《商业开化史》、《商业博物志》、《日本商律》、《破产律》等外，还连载了《欧美商业实势》，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情况做了大量翔实报道。1907年陈衍到北京任学部主事、并兼京师大学堂文科教习。1911年清朝灭亡后，到南北各大学讲学。1916年起编修《福建通志》，5年后《通志》全稿完成，凡600余卷约1000万字，除盐政、水利等数志外，皆由陈衍一人经营编纂。该《通志》于1938年出版，迄今仍是省志中最为完备的一部。陈衍晚年寓居苏州，与章柄麟、金天翮共倡办国学会，并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1937年8月，陈衍在福州病逝，葬于西门外文笔山。（二）陈衍和翻译陈衍从事政治活动前后大约二十五年，其间"从日本人研究财政学有年"，他的翻译活动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时期，时间与严译《原富》（1901-1902）、林译《茶花女》（1899）先后同时。但与严、林不同的是，陈衍译书是为其政治活动服务的，他不仅专译经济类书，内容也重在系统、通俗、实用，面向商人和商务官吏。他不仅在所主编的《求是报》、《商务报》上用大篇幅宣传西学，例如，在第5期上就刊登了《日本维新纪闻》、《英国货殖志》、《日本商务学堂章程述略》等文章，还主持并参加翻译、出版了《商业博物志》、《货币制度论》、《商业经济学》、《商业开化史》、《商业地理》、《银行论》等书，在向国人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商业、金融、经济理论。1901年陈衍同属下日本人河濑仪太郎合译了《日本商律》，在《译日本商律叙》中，陈衍阐明了自己的翻译动机，他以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始轻商人。一切商事，听民自为，官不过问。其经官者，官以民律治之。夫民律之不足以治商也久矣。而以治民之律治之，则律所不载，为商者无所恃以不恐。商之智力，则随而具屈。商何由振？……及获商律例、创行《商务报》，略例第十二条令译东西各国商律，以备异日定中国商律之用。"可见陈衍翻译西方经济著作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借鉴西方有关法令，使中国商业的管理趋于规范，进而振兴商业。在这篇叙言中，陈衍还介绍了他翻译该书的始末以及该书的情况："……《日本商律》本名《新商法》，其旧商法凡一千余条，以多于民法相复，故于明治三十二年参酌各西国商法改正为《新商法》，共存六百八十九条。近时日本新出商业各书，间引旧商法，然所依据者皆《新商法》也。惟律意颇精深，率然译之则数百条中相触相背者往往而有，又所言各种公司、各种保险、各种票券、证券以及各种商行，为多中国人未经涉猎者。然其书有要义二卷，为日本法学士丸山长渡所著述，西川一男所参助解释最为详明，总数十万言。每与东士河濑仪太郎氏共译此律，一条一句之中有所未解，或往复辨证至再至三，至于十数或更详。译所谓要义者以发明之，其不名《新商法》而名《日本商律者》，所谓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意也。"（标点为笔者所加，下段引文亦同。）《石遗先生年谱》中对这本书的翻译做了这样的记录："自去秋筹办《商务报》，订日本人（高等商学毕业）河濑仪太郎，字长定，专译商务各种书报，是春开始发行。……首译商律五百余条，破产律数十条，两日而毕。其中商务名词多所未识，往往数字之疑往复笔谈，至数百字始悉者又须简明注出，使阅者易知。幸河濑长定中国文理甚用功，尚易通达。刊成日作一叙"，可见陈衍从事翻译的态度亦极为认真。另外，陈衍不满于"中国无商业学校出身之人，而官中人员与有商务之责者，又不留心商务"的现状，同河濑仪太郎合译了几本有关经商的教科书，如1901年的《商业经济学》和《商业博物志》，后者"原本英文，日人译之，今又转译中文，分植物、动物、矿物三门"，为"学者不可不阅之书"。在该书的引言中，陈衍写道"学识即是一个资产，而生财之利源。敌兵不能掠夺，季候不能损害，威吓不能萎衰。而其防御保全，不要一钱。一时收得利益，而实为永久之确定资本焉。"1902年陈衍又译《日本破产律》并且写了《日本破产律发明》对其中若干条文做了解释和注解，出发点同样是"备异日定中国商律之用"，还译了《银行论》和《欧美商业实势》，在《欧美商业实势》一书序言中说"商业不旺，国力不富，何日能与欧美诸国连镳并驰。"及至1903年，陈衍又翻译了《商业开化史》。这几本译书，都在《商务报》上连载。此外，陈衍还有意推行保险业务和成立公司，曾在《商务报》中连续登载了《公司篇》和《保险篇》等长篇文章，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情况做了大量翔实的报道。（三）陈衍译书活动的作用和意义陈衍的经济思想主要来自西学，很大程度上受西方近代经济学思想的影响，这在《送河濑仪太郎归日本》一诗中也有体现。诗云："自强在尚武，原富在戒逸……窃思挽国局，财政宜秩秩。硬货定本位，纸币相辅弼。中央集散法，制限区伸率。股券若泉涌，国事理如栉。求言下征车，谓可陈造膝。"可见陈衍对金融货币原理是通晓的，对中西货币制度也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中西货币的状况也是比较了解的。更值得一提的是，陈衍能把所学的西方经济理论结合个人的经济思想灵活地运用于实际，在武昌辅佐张之洞期间，解决了湖北财政上的许多问题，例如，他主张实行类似英国的货币制度，以金元为主，辅以银元、铜元（相当于英国货币中的金镑、先令和便士），再发行等值的纸币作为辅助，因为在他看来"地球上各大国，正币辅用金，辅助货币乃用银铜。中国一用铜之国也……顾本位未至于用金，则于地球上各国通商，货币物价已无处而不受亏。货币未遍用银，则银块、铜钱时出入淆杂其间……二者皆大失理财之道。"此外，他还主张以国家之名统一铸造货币，通过国家法令规定其使用，并建议改进印制钱钞的技术，采用难以伪造的外国暗字银纸，遏制假官钱票的泛滥，使湖北的官钱票信誉提高，在十余省内通行。这些货币改革理论都是陈衍通过长期考察中国货币实况，兼采西法之长形成，因而在实践中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光绪二十八年张之洞采纳他的建议创铸当十文铜钱的铜元，一时济急市场，行用南北各省，前后数年共盈利一千四百余万银圆。这些款项用于发展湖北军工业、组建训练第二镇新军、开办省内师范学堂和普通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在清朝大多数士大夫仍抱着"为政不言利"、"不务财用"的古训不放时，陈衍不但大胆提出"处今日之天下，不理财，殆不可一日居矣"的主张（《福建省地方财政状况讲义叙》），还建议当政者"延访中国通人、贯通中外实务者数人，为中文主笔，举所谓务才、训农、通商、兴工、敬教、劝学、使贤、任能各要务，备愁所以整顿之法，皆实在可言可行者，实为论说；又举西人向来之欺我者……皆翻译洋文，刊之报纸"以醒国人，堪称近代思想先知先觉者。虽然由于顽固势力的阻挠，陈衍救国图强的抱负无法完全实现，但他一生翻译经济著作十余部，以备订立中国商律、整顿货币制度、建立银行股市之用，是深有见地的。湖北新政勃兴，推动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陈衍的心血并未白费。而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今天，我们回顾陈衍在译介、应用西方经济理论方面的卓越成就有其特殊的意义。发展经济学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中，曾经得出一条人所共知的经验教训。即："只要开启门锁就能使用的建设项目（Turn-KeyProject）"十之八九是要失败的，在当前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情况下，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就要像陈衍那样，主动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并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加以运用，使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