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传》在老舍生平的叙述中，非常注意对于研究视点的“聚焦”。在老舍降生伊始的一章文字里，作者就开宗明义地说：“老舍是满族人，老舍是北京人，再加上下文将着重谈到的老舍出身于下层穷苦市民阶层，这三个基本属性，大约，就是营造起那后来看去极其辉煌的艺术殿堂的最初的社会人文支撑点。”作者立传的问题意识非常清醒。同情和描写下层穷苦市民或农民生活，眼下已经不怎么“看好”。但《评传》作者有一份历史的理解和同情，有一种科学的态度。他没有像有些研究者那样，把作家一旦由个人主义走近人民群众，以作品同情和描写下层穷苦人民，就看作是丧失知识人独立的自由主义人格、沦落为“民粹主义”的行为，而是理直气壮地论述了老舍本身来自最贫苦的市民阶层而最为理解下层人民的命运，最善于表现北京下层劳苦人民生活的这一始终一贯的特点，并把这些视为现实主义艺术原则的胜利，在全书中加以揭示。这种不扭曲历史而是尊重历史的学术品格，在今天是很难能可贵的。在这三个“人文支点”中，作者并不是满足于将作家描绘成贫苦劳动人民生活的浅层次的表现者。《评传》着力于以丰富的材料和严谨的论证说明，贯穿老舍文学创作始终的，有两个最值得注意的方面：一个是，在真切地关注北京下层劳苦人民群众的悲惨与抗争的同时，努力深入地从“历史-文化”的层面，正视和挖掘整个中华民族国民性的病态和孱弱，在形象的描绘中，开掘作品人物后面深藏的文化意蕴，对于病态的国民性进行愤激的解剖和痛苦的批判；一个是，揭示作为一个满族作家的老舍，怎样怀着与生俱来的满族意识和无法排遣的满族情结，在不同的时代处境和生存气候之下，甚至在被压抑的情境下，回眸历史足迹，触笔人世沧桑，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命运的高度，执着地探索满族由盛到衰的历史根源，展示满族文化及性格的荣辱与悲哀，在眷恋、憎恨与同情的矛盾交织中，对于他生养于斯的民族自身的深层次性的悲剧，进行了最为痛苦的反思与追问。四十五万余字的《评传》，作者在吸收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饱蘸着自己对于作家的深厚感情，对于满族历史与文化的细密体认，从上述这两个方面的视点切入作家，给我们送来一份富有创见的回答。对于第一个方面，《评传》的努力，比起老舍的已有研究成果，已经有很大的超越。无论是《二马》，是《猫城记》，是《离婚》，是《牛天赐传》，或是《四世同堂》与《茶馆》，均显示了本传作者在“历史-文化”层面中，对于“暗含的深刻历史底蕴”的深入开掘。而作者告诉人们，老舍这种对于“老”中国民族国民性的批判，绝非孤立地展示民族的病态与劳苦者的愚昧，落后，而是“始终与反帝反封建总主旨密切相依的母题”相联系，并且以擅长“靠拢和理解旧时代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心灵”，“肯于将他们心灵挣扎过程中真、善、美的一方面，如实地绘写出来”。《评传》在强调老舍的启蒙思想同时，没有忘记对于他是个“当之无愧的平民文学大家”的独特角色的确认。比起前者，《评传》在作为满族作家这个视角进入老舍这个方面的论析，显示了作者更大的功力与特色。作者对于来自白山黑水的满族有很深的感情与思考，完成此书时又汇进了近25万字的《满族作家老舍创作论》的先期成果。因此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寻踪觅迹，条分缕析，在充分论证了老舍的满族意识的前提下，通过对于《小人物自传》、《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等作品的分析中，第一次如此系统而鲜明地揭示了老舍怎样描写了在长期的历史际遇养成的满族生活“情趣”，旗人怎样整年整月在将消遣变为“生活艺术”中消磨时光，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和“好面子”，论述了曹雪芹、文康、老舍代表的“京旗文化”，乃是“满族先民的固有文化和中原儒家文化的混成体”的最高成就，深刻反思了满族历史发展的悲剧性内涵，论述了如何看待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整个现代大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在五四以后出现的西方各民族的异质文化、大一统的中华文化、满族的京旗文化的交融中，为老舍的“文化定位”作了可贵的理论探求。《评传》在为人们忽略了的领域作出的成绩，和留给我们尚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对于这个世纪中华多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是很有学术探索价值和理论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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