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们呼唤大师、呼唤创造型人才和创造性成果的心情不可谓不切，措施也不可谓不力，既有“十万年薪”的“长江学者”，又有吸引“海归”的百万年薪；许多地方还开出了“筑巢引凤”、延揽院士的天价。然而，应当看到，人才辈出、大师云集，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不是急功近利的政策能够速成地催化出来的。所谓的“大学之道”，在形而上的层面是大学精神，在操作性的层面就是大学制度。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大学精神产生于现代大学制度之中，大学制度蕴涵、滋养着大学精神，超拔的大学精神附丽于坚实的大学制度才得以薪火相传。1852年，英国的红衣主教纽曼所著《大学的理念》，首次深入地探究了大学的功能、目标和基本价值，此后，每一代知识分子都在继续探究、深化这一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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