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概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能够在系统掌握古今中外诸多有代表性的文艺学方法论的资料的基础上，较充分地吸收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制高点上，对这些方法论既进行历史发展轨迹的承前启后的梳理描述，又进行个案的具体深入的辩证评析，同时还将之逐一地置于文艺审美活动纵向横向的多维系统中综合考察其正负价值，因而能够较好地为人们正确批判继承传统和西方现当代的文艺学方法论的精华提供富有启迪性的理论参照系。马克思曾经指出：“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页）。这里所说的“真理”，对文艺学研究的对象来说，就是要符合文艺本体的客观规律，而所谓的“途径”即指研究的方法。马克思的话启示我们，判断文艺研究方法的正误，科学的标准应是看其是否揭示了文艺层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是否有助于指导人们的文艺审美实践，为人们提供出入艺术迷宫的钥匙。《概论》的作者深悟此道，在评析诸种方法论的优劣长短和正负价值时，处处都坚持了这一科学性的尺度，这就使得他们评析的结论具有令人信服的真理性品格，避免了以往那种仅按世界观的唯物或唯心来决定方法论取舍的简单化、形而上学的弊端。我认为这对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在阐释、评价诸多文艺学方法论中，《概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值得重视，就是坚持主元论和多元论的辩证统一。编著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辩证统一的方法论，经过150余年的文艺批评实践证明，是最具普适性和生命力的方法论。因为它既符合文艺对象的社会意识形态本质，又符合文艺的审美本质，既关注到文艺的他律性，又充分重视文艺的自律性。其他方法论不论从什么维度去研究文艺，都不能背离这一科学方法论所强调的文艺的历史性、社会性和审美性。因此，在多种方法论的运用中它自然应置于主导（我称之为主元）的地位。但与此同时也应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一方法论毕竟是依据19世纪和此前的文艺实践总结出来的，难免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其视角仍嫌单一，方法的操作性欠具体，等等），面临当今世界文学多元化发展的新现实、新经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要与时俱进，还必须从世界众多文艺学美学流派的方法论中，吸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不断丰富自己、发展自己，才能永葆不朽的生命力。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必须依据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艺实践中允许多种方法论的存在和自由运用，形成一个既有主元指导又有多元互补的生动格局。我以为贯穿《概论》编著的这一指导思想，既符合文艺发展的规律，又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概论》当然不是完美无缺，某些方法论观念性的阐释多，而通过实证具体阐释其方法的运用似嫌单薄了些。我以为观念与方法是对应的，文论与方法论虽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但二者理应还有所区别。如何区别，是文艺学方法论建设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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