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也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为人民所熟悉。《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为止，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博引群书，注文多出本文数倍，增补了许多材料。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是一本写三国历史的史书。同时，有关三国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着重记载魏晋名公士族的言谈轶事。据杜宝《大业拾遗录》记载，隋炀帝时已有曹瞒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水上杂戏。唐朝李商隐的《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以看到，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材料。宋、元时代，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说三分”（即说三国故事）已是“说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并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著名艺人。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讲史话本，是元初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刊刻的《三分事略》，可能就是宋人说话的底本。《三分事略》共分上中下三卷，从刘秀赏春、司马仲相阴间断狱开篇；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以诸葛亮病死结束，长达八万多字，虽然叙写简率，但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金院本、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现今存留的剧目就有四十多种，剧本有一、二十种。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就是在上述史书、杂记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写作者是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的说法，是符合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况的。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仅有的一些材料记载，多有参差，其中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较为可信。他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至正甲辰是公元一三六四年，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大约在一三三○到一四○○年间。他所写的小说很多，相传有数十种，现在留存的，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三遂平妖传》等。他亦能词曲。所作的杂剧，除现存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以外，尚有《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等二种。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他接近社会下层，目睹当时现实斗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有所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提出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任何设想。从罗贯中所写几种小说的思想倾向看，他推崇“忠”“义”，主张用“王道”“仁政”治理天下。罗贯中一定程度上看到社会动乱的某种政治因素，但他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他这种政治主张不仅表现在《三国演义》里，在《隋唐志传》和《三遂平妖传》里也有明显反映。现在可以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至于这个刻本与罗贯中原本之间，内容上有无不同，现在没有资料可供说明。在这以后，《三国演义》刊本越来越多，现在可见的明末刊本就有二十多种，说明流传很广。有的刊本除了加上总评、回评、眉批、夹批外，内容上几乎是相同的。清朝初年，毛纶（字声山）、毛宗岗（字序始）父子，假托“古本”，对《三国演义》重新加以修订，并逐回评论。他们在修订中，进一步突出以蜀汉为正统，明确指出，把曹魏定为正统是错误的，而采用朱熹在《通鉴纲目》里关于蜀汉是正统的说法，声称“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读三国志法》）其次，是推崇关羽，认为关羽“报主之志坚”，“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毛纶、毛宗岗如此修订《三国演义》，使得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礼教观念更加浓厚。清朝统治者很看重《三国演义》，曾派人同《四书》一起译成满文，并对作为“忠”“义”化身的关羽大加吹捧；同时，为了鼓吹封建伦理观念以维护封建统治，清代统治者还大肆宣扬封建正统观念，他们以标榜“为明复仇”为号召，修建朱明陵园，自居于继明的“正统”。毛氏父子的修订，跟清代统治阶级的观点是正相符合的。此外，毛纶、毛宗岗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所说：“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馀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这种修饰加工工作，改变了原本若干松散拖沓的地方，使全书更加紧凑畅达，成为《三国演义》广泛流传的一种本子。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刊行之后，至今又约三百年了，内容上没有什么大变动。《三国演义》写作的演变过程，有值得注意的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作者有民间艺人，也有封建文人，他们的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各有差别，在漫长时期的传说和口头、书面的艺术创作里，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所以《三国演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第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三国的人物故事久已流传，为人们所熟悉，这就使创作活动受到某种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三国人物和故事。然而，作者虽不能全盘改变原有的人物和情节，却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有意识地突出或删去某些方面，进行艺术虚构，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等等。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它一定程度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生活面貌；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提供了认识封建社会政治、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并塑造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封建文人编修的史书，固然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即使是民间的、或接近于民间的文艺，也经常受到地主阶级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蚀。因此，在民间流行的平话和戏曲，有的封建意识也相当浓重，如《三分事略》、金元戏曲中的三国戏，封建意识就十分明显。《三国演义》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不但承袭了“正史”和平话、戏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识，而且还根据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某些方面有所强化，这应该引起注意。由此可知，《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它展示了三国的历史画卷，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暴露他们凶残阴险的种种罪恶，在封建统治者残民以逞之下，不难看出广大人民遭受蹂躏的痛苦和不幸。另外《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扬忠”“义”等。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教导，有批判地阅读《三国演义》，把这部小说当作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思想材料。《三国演义》反映了公元三世纪前后黄巾起义与被镇压的过程，广泛而具体地描写了魏、蜀、吴等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历史情况。东汉末年是个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残酷、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败不堪的黑暗时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以武装斗争来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终于在公元一八四年像一声霹雳，猛然地爆发了。黄巾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动摇了它的基础，直接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生存。地主阶级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对黄巾起义军进行疯狂屠杀。黄巾起义军虽然在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罪恶的东汉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无法再维持对全国的统治。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武装集团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不择手段地发展势力，扩大地盘，他们之间面临着一场为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血腥斗争。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大小地主武装，为了取代东汉王朝，攫取财产和权力，进行了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军事混战。《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声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在这种火烧眉睫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一面“火速降诏，令各处备御”（第一回），负隅顽抗；一面调兵遣将，向黄巾起义军反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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