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比利牛斯山

　　为庆祝母校西南政法大学成立五十周年，北京校友会策划了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学术文库。作为一个一直热心校友活动的毕业生，自己为能够参与这件盛事而感到由衷地快乐。但是，当几位老同学劝我也应该为这套丛书贡献一种的时候，我却犹豫起来了——近年来已经出版过几种文集，新东西很少，根本没有足够的材料做出一道能够与这桌学术盛宴相般配的佳肴来。推托不过，只好另辟蹊径。忽然想起过去曾经计划编辑过一个自己文字的选本，当时我的家乡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约请一些学者编辑一套自选集丛书，每个人的集子中包括论文、随笔以及对话等。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安排，就用了一段时间，编成一个集子，写了自序，书名也取好了，就是眼下这个名字。但是，后来考虑再三，自己还是主动要求退了出来。只留下一篇自序无书可附，在网上偶尔露露面。自那以后，六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些年来，我又陆续写了一些文字，尤其是随笔评论类的东西，发表得较多，也有几个集子出版。现在，为了参加这套丛书，不妨在此前的基础上，重新编辑一个新的文集，作为给母校生日微薄的献礼。于是就选择了5篇论文，30篇随笔和7篇序文，加上不久前在母校所作的一场关于西南政法大学精神的讲座记录稿，辑成此集出版。由于多数文章此前曾经收入过《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法边馀墨》（法律出版社1998，2003第2版）、《具体法治》（法律出版社2002）以及《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书店2002）等书，只有演讲一篇、作为硕士论文一部分的“天主教的婚姻制度以及教会法对世俗法的影响”以及30篇随笔中的8篇新作未曾结集出版，所以已经有上述各书的朋友大可不必再破费有限的书钱买这本书了。把已经出版过的文字重新组合再出版，一个现成的借口是常言所谓敝帚自珍。这个成语不仅仅可以表达一个人对于自家文章的心情，也不妨用来形容一个毕业生对母校的多多少少有些非理性的情感。西南政法大学已经度过了她风雨苍黄的半个世纪岁月，跟世界上一些古老大学相比较，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是处在童年期的小弟弟，况且就学科设置、图书收藏、校园建设等方面而言，西南不足之处尚多。但是，在我们这些毕业生的心中，对母校的看法显然搀杂了太多的情感因素。在歌乐山下的这片不大的校园中，我们度过了美好的青春时光。西南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专业的训练和一纸毕业证书，更重要的，是四年里心灵的熏陶，人格的提升，以及那种独特的校园气氛对于每个人性情的塑造，当然还包括一辈子都脱不去的老火锅汤一般浓烈的西南情结。在题为“西南法律人的精神”的演讲中，我表达了自己对于母校精神的理解，那当然是很粗浅的，或许只表现了我的一偏之见。不过，我真诚地期望，五十周年庆典能够成为母校焕发新的青春的契机，在今后的岁月里，这里能够有越来越浓郁的学术气氛，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能够为国家的法治建设事业做出更出色的贡献。2002年12月，广东校友会在广州成立，我应邀参加这次盛会，近千名活跃在广东法律界以及其他行业的校友在广州花园酒店会议厅里济济一堂，那样的气氛给我很大的感染。广州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所在，我们又在花园酒店聚会，于是就触景生情，不怕在场的高绍先老师见笑，打油一首，表达自己的喜悦甚至为校友的杰出成就而骄傲的心情。不揣浅陋，把它录在这里作结：法治万木欲参天，自由百花已成园。人间哪得美如许？西南学子聚岭南。<

　　贺卫方，男，1960年7月生，山东省牟平县人。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任教。1992年聘副教授，1999年聘教授。曾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和哈佛法学院做访问研究。出版专著和主编著作多部，在《法学研究》、《法学评论》等法学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著作和译作有：《新波斯人信札》（与梁治平、齐海滨等合著），《外国法制史》（与由嵘、张学仁、高鸿钧等合著），《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与美国汉学家KarenTurner及高鸿钧合编），《走向权利的时代》（副主编），《法边馀墨》，《中国法律教育之路》（编），《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美国HaroldJ.Berman著，与高鸿钧等合译），《比较法律传统》（M.A.Glendon，M.W.GordenandC.Osakwe合著，与米健、高鸿钧合译），《比较法总论》（K.Zweigert&H.Koetz著，与潘汉典等合译），《比较法律文化》（HenryW.Ehrmann著，与高鸿钧合译），《美国法律辞典》（PeterRenstrom编，主译），《运送正义的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