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庵文史杂著

　　片断：“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我们的祖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很早时候就自称“夏”或“中国”。这两个名号由何而来？其涵义有没有发展变化？何时成为我国的专称名号？对于这几个问题，就管见所及，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在古史传说中，夏是最早的一个朝代。值得注意的是，夏已经以农业为经济基础，且有了城邦的形式，文化最高，影响最大，保持了几百年时间，因而被称为夏朝。《左传》定公四年称：“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姑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唐叔是西周时分封的晋国的始祖，他的封地在今山西南部汾水流域，而称做“夏墟”，可见古代的夏国就在这个地区。在黄河中上游，如禹都阳城，相传在今河南登封县；《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大夏县，其地又有大夏河（即广通河，东流入洮水，非今之大夏河）。这些遗留的名号，足以说明古代夏文化的影响之大。谓“不敢怠业……修其训典”，正是保持着夏的文化。《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这里“区夏”、“一二邦”、“西土”的前面都是“我”字，在语法上是平列的。西土之义最明显，武王在《牧誓》中第一句话就说：“逖矣，西土之人。”《酒诰》也说文王“肇国在西土”。这里的“西土”应指当时周领导下的西方小国（所以文王称为“西伯”），而“一二邦”是指与周关系最密切的几个小国。只有“区夏”比较费解。这段原文是指文王的政治影响由近及远，“区夏”最近，应是周本国。但旧注对此都讲错了。伪《孔传》说：“用此明德慎罚之道，始为政于我区域诸夏，故于我一二邦皆以修治。”在“修”字下断句，而以“我西土”连下读，全失原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则说：“文王始造我区域于中夏”。把“区夏”一词分割开来讲，也不妥当。实际上“区夏”就是“夏区”，即保持夏文化的地方，周人是以夏文化继承者自居。“区夏”也作“有夏”或“时夏”。如《尚书·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诗·周颂·时迈》：“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思文》：“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有”字是语助词。“时”即“是”，是“这个”的意思。《君奭》和《周颂》二文都是说的周境内之事。可知“有夏”和“时夏”也就是《康诰》所说的“区夏”。本书前言本书共收文史杂著五十篇。文史二字，名实不违。内容则或为考辨，或为论述，或为记录，性质不一；文体则或用白话，或用文言，莫衷一是，故惟有称之为杂著。曙庵者，在校读书时，曾自题此号，其后久不用，今所收之文自彼时起，用之以“从其朔”也。各篇要旨，或言事与义，或言书与文，略以此为准则，别为上下二编。内容虽杂，而可以概括为一点，曰实事求是。我国学术，源远流长，门类繁多，而缺乏科学系统为其显著弱点。又学术之存在与流传有赖于文籍之良否，故论事论书，其重要性适相若。长期的封建时代，已形成种种偏见谬说，如哲学方面独尊经学，史学方面特重正史，文学方面惟行古文，不仅狭隘片面，更为虚幻失实，成为传统文化中与精华相间杂之糟粕。自今日而言，继承祖国传统文化，惟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方可达到发扬精华，扬弃糟粕的目的。多年来常以此自勗，故用为集结本书之指归焉。以上为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五日所写，当时所编者共四十四篇，后因故未能付印。而编定《中国史学史纲要》时，收录有关史学史之单篇论文《瞽史》等七篇为附录，今重编时皆予提出，又撤出内容重复及无关紧要者四篇，而别以近年发表之文符合上述原则者编入，计上下编各为二十五篇。大部分为解放后发表于各刊物者，惟有个别篇发表于解放前之报刊，亦有未发表者。凡已发表者，于篇末注明原刊物之刊名与年月，间或有修订补充，一般的不再注明。管窥之见，或不足当识者之一晒，幸读者不弃，为老骥加鞭是感！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于北京，王树民

暂缺《曙庵文史杂著》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