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

　　本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译注）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此外，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他充分认识到，要正确地解决实际困难，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对此，科学确实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的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的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在欧洲某些国家里就有这种情况。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既然是一个人类学者，他毕竟懂得，再适应的过程是何等地困难。他懂得，这一过程必须逐步地、缓慢地、机智地建立在旧的基础之上。他深切地关注到，这一切改变应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又须是以坚实的事实和知识为基础的。

　　费孝通（19l0—2005），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祖籍江苏吴江。1910年11月2日，他出生于一个重视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1916年，费孝通在吴江县城读小学。1920年，随着全家迁居苏州，他转学入振华女校（现苏州十中）。小学毕业后，先在这所女校附中就读一年，又转入附近的东吴大学附属一中。费孝通在东吴一中读到高中毕业，直接升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专业。他在这时立下了认识中国社会的远大志向。吴文藻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请到燕京大学讲学的派克教授，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们从课堂和书本中领到了实际社会生活当中，费孝通从中学到了注重实际的精神和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并奉行终生。1933年，费孝通从燕京大学毕业，并听从吴文藻老师的指导，考进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史禄国，受到了严格的人类学训练。1935年，他依照清华章程通过毕业考试，获得公费留学机会。史禄国建议他出国之前先在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实习一年，他接受了建议，并于1936年秋季带着调查资料到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的经济政治学院，费孝通在马林诺斯基门下学习社会人类学。马林诺斯基指导他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并获得博士学位。《江村经济》一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费孝通回到国内，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着研究室的同人坚持进行内地农村调查，取得了不少成果，也培养了一批人才。1943年到1944年，费孝通应邀到美国讲学一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转入清华大学任教。1946年，昆明发生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事件，当时费孝通也在暗杀黑名单上。他被美国领事馆暂时保护后，到英国讲学一个季度，1947年春回到北平，继续在清华任教。费孝通学成归国后的10年间，是他的第一个学术丰收时期。他先后写出了《生育制度》、《初访美国》、《重访英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一系列大受读者欢迎的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费孝通作为民主人士，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他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副院长。1956年10月，费孝通被任命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后，提议建立全国智力档案，解决知识分子的困难，发挥他们对国家的建设作用。他在深入调查知识分子问题的基础上，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真正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心里话，引起了各界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该文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充分肯定。1979年，邓小平提出恢复社会学的学科地位的任务，费孝通接受了重建中国社会学所的委托，并于是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1980年，费孝通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改正，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并从当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他在全力主持重建中国社会学工作的同时，也恢复了正常的国际学术交往。1980年，国际应用人类学会将该年度的马林诺斯基奖荣誉奖授予费孝通。1981年，他又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他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又被澳门东亚大学授予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在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工作取得相当进展、可以告一段落的时候，费孝通重新捡起20多年前被迫中断的学术研究课题，继续进行农村调查。他又回到1936年调查蚕农合作社和丝厂情况的那个村庄，再三再四地去观察、记录那里的历史变化，并写文章揭示农村恢复家庭副业和兴办集体小工厂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多种多样的工业不宜集中在少数城市，而应当设法尽量分散到广大农村中去。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中国农村出现的可喜变化，费孝通又敏锐地提出了研究小城镇的课题，并亲自带队进行专题调查。他在大量而深入的调查基础上写出的《小城镇，大问题》等系列文章，受到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学术界和高层决策人士的普遍重视。10年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小城镇建设形成高潮。1983年，费孝通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985年，费孝通建议创办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发展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继续坚持吴文藻半个世纪前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方向，坚持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发扬“开风气，育人才”的优良传统，扩大了重建社会学的成果。从80年代后期，费孝通的实地调查课题由农村、小城镇扩大到区域发展。1987年，他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主席。1988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90年代中后期，费孝通在继续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在已经发表的一系列学术反思的长篇文章中，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目前这项工作仍在继续。1996年，费孝通辞去民盟中央主席职务，于民盟七届五中全会被推举为民盟中央名誉主席。费孝通晚年著述主要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