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阅读是这样一种阅读：第一，它主张根据具体文本进行阅读，即“细读”。通过细读找到文本最佳的文化言路；第二，它主张从多个角度展开阅读，即“审读”，通过各种文本的互相渗透，读出文本的多重意蕴；第三，它主张“读就是写”，即“重写”，阅读活动实际上是读和写的“双重活动”，这里的“写”，即改写、重写1。我们虽不是“解构”主义者，但我们觉得“解构”主义的阅读策略在“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意义和价值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看：1.“重写”“十七年文学史”即一个“回到”“十七年文学”发生场景的过程。“重写”即“回到”。要回到“十七年文学”发生的具体场景，没有细读文本的工作而只有观念立场的转变，“十七年文学史”的写作恐怕仍脱离不了观念立场的先在制约。如有人用“人与文学的失落”作为衡量和考察“十七年文学”的视角，尽管“人”的理论是极为尖锐有力的，但从“十七年”文本存在的实际状况看，它是一个批判性有余而同情性理解不够的理论视角。2.发现文本的“内部张力”。“十七年文学”是一种充满内部话语冲突的文学，这种冲突源自意识形态主流观念、知识分子写作立场、民间物质欲望等因素的并存和作用。因此，单一的视角只能简化“话语冲突文本”的含混性、多义性，使文本失去本有的文化张力。3.正视“破碎性文本”的存在。“十七年文学”文本大多是一些“破碎性文本”，其破碎性主要表现在“文学性”破碎、主体心灵破碎、现实观念破碎、语言形式破碎和生命内容破碎，也就是说，用经典文学作衡量要求的话，“十七年文学”都是一些“准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寓言文本”。面对这样的文本，只从纯洁的“文学完善性”角度考虑其得失，基本上就会失去“十七年文学”。4.确立“开放性文本”的观念。“十七年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面向公众思想的无边开放，这种开放的极端后果是公众决定写作，作者只是一个“语言形式转换器”，更普遍的存在是，文本是被当作与公众交流的工具，书写的个人性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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