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社会史）

　　《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早创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之一。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共发表文章约4000篇，集中代表和反映了新中国几代史学工作者的成果结晶，作者涵括从郭沫若等20世纪中叶即已名扬天下的史学巨匠，直至新世纪方始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体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最高水平及演进路向。因此，从学术史发展与演变的意义来讲，《历史研究》的五十年，也即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缩影。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丛书，以纪念《历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本书前言近二十年来，在百花争艳的中国史苑中，有一枝光彩照人的奇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者，这就是日益复兴的社会史研究。借用英国著名社会史专家哈罗德·珀金的话说则是：“灰姑粮变成了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经济史不允许她取得独立，那么她也算得上是历史研究中的皇后。”笔者在这里将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的走势概括为“复兴”，是因为社会史在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曾有过兴旺时期。遗憾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枝奇葩遭到凄风苦雨侵袭，几至凋零。如今喜遇艳阳春雨，再度返青绽蕾。奇葩成长固然要仰赖天时，但园丁的精心呵护也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杂志就是近二十年社会史研究得以复兴的辛勤园丁。20世纪80年代中期，《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者鉴于作者来稿选题雷同、内容狭窄、风格单调，经过反复思考，决心同作者一道扩大治史视野，突破史学研究中沿袭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著述格局，从研究社会生活人手，拓展和填补鼎足之下的边缘地带和空白区域，并以社会生活的演变为中介，连接和沟通鼎立的“三足”，结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社会形态的演变，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改变以往史学著述呈现的苍白干瘪形象，使之更加血肉丰满，生动鲜活。基于上述考虑，《历史研究》杂志社会同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10月在天津召开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就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等议题进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取得了社会史应当作为一门专史进行研究的共识。与会者强调要借鉴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倡导史学研究者转换视角，把目光投向民众生活。1987年出版的第1期《历史研究》，以显著的位置发表了具有明显导向性的综述《开拓研究领域，促进史学繁荣》，并发表了两篇提交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开展社会史研究》和《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同时配发了该刊评论员的短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从而吹响了社会史研究再度启航的号角。随后，《人民日报》和《新华文摘》相继转载综述和短评，又促使社会史研究进一步扬帆鼓棹，加快航速。《历史研究》自从开这个风气之先以后，便将其定为成规，坚持与有志于复兴社会史研究的单位合作，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社会史研讨会（自1994年起改为国际性社会史研讨会），以发现人才、推荐作品、不断把社会史研究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作为展示近二十年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窗口，《历史研究》推出的新人新作可喜可贺，无论是理论探讨抑或是实证研究，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当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社会史研究处女作的一批年轻作者，如今大都成了社会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历史研究》也有了丰厚的积累，能从业已发表的上百篇社会史论文中，精选精编出《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社会史》卷。事实雄辩地证明：如果将该刊的短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比作青海巴彦喀喇山南北两麓长江大河源头的涓涓细流，那么，近二十年的社会史研究，便是长江挟风涛出三峡、黄河汇百川东人海的浩荡洪流。如今，社会史作为一门方兴未艾、前景广阔的专史，凸现于百花齐放的史苑，已成不争的事实。温故方能知新，继往更为开来。《历史研究》编缉出版这卷社会史论文选集，不言而喻，是为了在未来的岁月里使社会史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作为社会史研究的爱好者，笔者对于此举不仅深感佩慰，而且情不自禁地引发两点感想：一、未来的社会史研究，应当发扬中国史学“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把社会史研究从古代延伸到当代，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史研究者关注当代社会史研究。尽管近二十年的社会史研究硕果累累，但有关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著作却寥若晨星。即使像篇幅大、影响亦大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也未把当代社会史包括在内。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不论从中国通史的一个断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角度考察，还是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都是中国社会通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况且，古今是一脉相通的。博古才能通今，通今更能博古。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通今更为重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强调：“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同理，当代社会史研究也必然会给古代社会史研究和近代社会史研究提供钥匙，对于社会史研究者解决某些疑难问题有所裨益。二、未来的社会史研究，要警惕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防止忽视总体而向“碎化”移动的趋向。能道出事物的本然固然可贵，但道出事物的所以然更为可贵。既然研究社会史，就要全方位、多视角，不断从社会存在前提（包括时段、地理环境、人口、生产力），社会构造（包括家庭与宗族、社区、民族、群体与组织、等级与阶级、文化构成），社会运行构制（包括社会生活方式、社会控制、社会保障、社会激励），社会运行状态与社会变迁等具体研究中进行高屋建瓴的理论概括，坚持“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语）两个研究过程，在把握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对不同社会形态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列宁语），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螺旋式探研，循环往复，交替上升，再现丰富多彩的中国社会史。在借鉴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时，要注意消化理解、为我所用，切忌生吞活剥、食洋不化。总之，有志气、有作为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者，要立足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实际，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以至中国话语体系的中国社会史理论，来指导中国社会史研究实践。喜逢《历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作为一个多年供职于这个杂志的老编辑，特别是作为一个曾经为复兴社会史研究奔走呼吁的老编辑，当年轻的同行编就这卷选集要我写几句感言时，我欣然承命。一则分享相识的或不相识的同行的丰收喜悦，再则重温当年编发社会史研究论文时留下的许多美好记忆。甲申年（2004年）夏末于京郊密云栗林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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