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中鉴西的经世致用与近代社会转型

　　片断：一经世思潮：曲折发展“经世”一词，首见于道家《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根据该书注疏的解释，经世是“典漠”、“典浩”、规则的意思。《后汉书·西羌传》中说：有人“计日用之权宜，妄经世之远略”。此处的“经世”，则有“经世致用”一词中的经世之含义，指出经世者不仅要考虑眼前的“权宜”之计，而且要有深远的谋略。祁隽藻在1859年为“有心经世者”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所写的《序言》中说：“陈古文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之益”。这里将“经世”与“经世致用”并提，二者是指论今事之书，是就政治方面而言的。梁启超曾在一些论著中反复谈及经世和经世致用。他说：“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导之，而清代之启蒙派晚出派，益扩张其范围。”他既概述了经世致用观念之沿革，又说明了它的内涵在不断扩大。事实正是这样。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是最早提倡经世致用的学者之一。他在世时，既将经世思想注人儒家经典，又周游列国，企望说服列国之公卿士大夫等上层人士按照《周礼》的模式去经世、救世。战国中期的孟子，表示要继承孔子、周公和大禹三位圣人的经世之业。《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记载：“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波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虽为道家《庄子·天下》篇中所最先提出，但它更适合表达儒家的经世思想。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所作《礼记》一书中的《大学》篇，提出了三个纲要、八个条目，就是宣传“内圣外王”的思想。三个纲要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指内圣的功夫，即把人们自己内在的明德阐发出来；“亲民”则是外王的事业，即将明德推己及人，达到新民的目的；“止于至善”是说达到至善为止，也就是理想的最终实现与完成。八个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项属内，是教育人们做内圣的功夫；后三项属外，是推己及人，成就外王的事业。内圣外王、三纲八目，可以说是历代儒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其终极目标在外王经世。古代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从西周开始，官学中开创了“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办学传统；春秋中后期兴起的私学，也是“学而优则仕”，为社会培养参政的人才，即使是不能参政的平民百姓，也要学习政务的管理，心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以天下为己任，目的都是为了天下。所以当时还没有出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避世情况②。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儒家主张经世，诸子百家也都主张经世。墨家学派的创始者墨子在《墨子》一书的《尚贤》和《兼爱》篇中把尚贤、兼爱与政事、治乱、贫富联系起来说：“尚贤”为“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兼爱”为“天下之治道”，“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道家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愿过问政事，实际不然，在《庄子·天下》篇中，不仅主张明发“内圣外王之道”，而且力图“周行天下，上说下教”，“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以达到“救民”、“救世”之目的。经世致用思想虽然在上古时期就产生了，而且一直延续不断，...本书前言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走出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变，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说，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在这由旧到新的转变过渡时期，充满着旧学与新学的冲突和擅变，而由旧学走向新学，即由固有的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转变为在会通中西之学的基础上创造的近代新学，其中介和桥梁则是经世致用。何谓经世致用？学术界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学术思想的方法和学风，有的说是一种崇实学风和价值取向，有的说是一种古老的学术传统，有的说是一种价值观、人生观、事业观，有的说是入世价值取向和治体或治道以及治术等等。实际上，经世致用是指面对现实，以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心，运用古今中外之学为当前现实服务，力求实事求是的一种人文精神和学风。它具有时间上的当代性、内容上的实用性、学术上的综合性、致用上的广泛性等特点。中华人文精神是在古代形成的，初与天文相对而言。《周易·贵卦·象辞》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天文即指自然，特别是观察天象的变化，以指导农业生产。又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即指文明，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变化，为天下创造人文文化。人文与天文是紧密联系的，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并不断延伸，经世致用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经世致用，不仅可以完整地理解中华人文精神，而且可以使其发扬光大。经世致用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却在明清两朝，并且经历了一个“之”字形即否定之否定的历程：它在明末清初兴起，在清乾隆、嘉庆时沉寂，又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开始复兴。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和复兴，表现在诸多领域，主要是经学的经世致用、史学的经世致用和经世文编之风。经世致用在传统旧学与近代新学之间起着中介和桥梁作用，并成为人们追求和实现近代化的内在动力。这是由经世致用的内涵与特点以及中国处在由中世纪走向近代的社会转型这一根本条件所决定的。由于经世致用的需要，不断吸收和扩大西方的近代文化，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从而出现了旧瓶装新酒的中国早期新学。20世纪初，经世致用思想仍在延续。之后，逐渐低落下去，但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却继续遗存，并得以弘扬。它的入世精神、爱国精神、求实精神、开放精神和革新精神，转换成近代的人文精神，使其具有时代特色，保持其青春活力，成为我们今天加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和动力。

　　苏中立，教授，1934年出生于湖北省公安县。1960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留系工作，1979年调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曾获省部级教学奖，合作完成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国家社科重点科研项目。自著《爱国论》、《严复和中西文化》，合编《历史与国情》、《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主编或参与编写的著作主要有《清末社会思潮》、《古代乌托邦与近代社会主义空想》、《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四卷本），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清末社会思潮》一书曾获中国图书奖和光明杯优秀著作奖。苏晖，文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学与中西文化比较的教学与研究，主持或参与中西文学比较等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参加《超越苦难》等7部著作的编写，发表《中西诗歌源流及其形成原因比较》、《超越者的悲剧——狂人日记和哈姆莱特》等学术论文20余篇。所发表的论文曾获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科研成果一等奖和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优秀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