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有两大关键点，一是我父亲把我送进牛津大学，一是社会把我送进监狱。”——王尔德英国诗人王尔德的风化案沸沸扬扬了两个世纪。本书作者搜集西方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报道材料，得闲整理，再现了这一桩具有重大文化史、社会史意义的案件的发生与审理过程。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书有写得好的或写得糟的，仅此而已。艺术家从来没有病态的，艺术家可以表现一切。其实，艺术这面镜子反映的是照镜者，而不是生活。——王尔德审判王尔德的过程，实际上只不过是王尔德人生戏剧中的一场演出，类似于他的剧本《温德米夫人的扇子》、《诚实的重要性》的演出。在这次演出过程中，演员们形态各异，修养各异，谈吐各异，但都知道自己在扮演什么角色，都要竭力展示出自认为最出彩、最容易赢得观众掌声的那一面，其中最佳演员非王尔德莫属。本书前言译序：暴风雨中的百合王尔德说过：“我的一生有两大关键点：一是我父亲把我送进牛津大学，一是社会把我送进监狱。”牛津大学培养了他唯美的人生观、艺术观，他把生活看成是享乐主义和感官主义的欢宴，他把世间所能享受到的快乐，差不多都享受到了，把地球上所有快乐的果子，也都吃到了。牛津大学8年时光对他的影响终其一生，他在学校获得的一系列成功使他把一个本是对任何一个有思想、对生活抱有美的态度的人都深怀敌意的社会想得太美好、太可以随心所欲了。他希望自己身边一直有鲜花和掌声，一直有崇拜者和同情者。他放浪不羁，才华横溢，妙语连珠。他希望生活一直像在牛津时那样：父亲替他付学费，学校把他与社会隔离，只给他知识与美，而他则可以自由选择可爱、精美的一切，拒绝一切可厌、病态、粗鲁的生活。他想吃到生活中所有美的果子，他想只走在有阳光的路上。他拥有太多的知识，但却过于粗鲁、自私地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感官快乐方面，他属于那种不想付出劳动就想尝到收获果实的快乐的人，就是这种生活态度，让他后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在自己身边聚拢了一大群与地位、趣味相当的青年，日夜宴乐，过着奢侈、放纵的生活，因而被维多利亚时代的卫道士指责为同性恋的领袖，道德败坏者。但王尔德一直认为自己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能使自己免受道德、法律的束缚，因而多次为自己的行为公开辩护，说自己哪怕是同性恋，也是为了追求实现美的方式。王尔德的入狱，是与他同社会、道德的这种对立分不开的；但直接的原因则是与他的俊友——昆斯伯里侯爵的儿子阿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密切关系。王尔德与道格拉斯相识于1891，这是一次悲剧性的会面，地点是王尔德在伦敦泰勒街的家，介绍人则是两人共同的朋友里奥纳尔·约翰生。道格拉斯此时才21岁，正在牛津大学读书，对诗歌感兴趣。会面前几个月，他已读过《道林·格雷的画像》，非常崇拜此时在文学圈子里已是争议四起的作者。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并无任何特异之处，只是进行了一般性的交谈。王尔德的随和与健谈给道格拉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分手前，王尔德邀请道格拉斯以后一起吃饭，后者答应了。几天后，两人在阿尔玛特俱乐部第二次见面，王尔德送给道格拉斯一部特制的大开本《道林·格雷的画像》，上面的题词是“阿弗雷德·道格拉斯，朋友，有即本书作者奥斯卡赠，1891年7月”。这次会面之后，王尔德开始被道格拉斯所吸引：后者已是一位侯爵的儿子，这一切都促使两人的关系加速发展。从大约1892年5月开始，王尔德对道格拉斯的喜爱变成了迷恋，道格拉斯对王尔德的崇拜也转换成迷恋，两人开始密不可分了。王尔德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人，不论食物、衣服、装饰品，他都是买最豪华的，而各种娱乐场所则是他的乐园；道格拉斯也是一位花花公子，两人在一起可谓是志趣相投，珠联璧合。王尔德不停地邀请道格拉斯与自己一起吃午餐、晚餐，给他写信、写便条、发电报，他也常常送礼物给道格拉斯，还为他写了一首十四行诗。据道格拉斯回忆，自1892至1895年间，他和王尔德光吃饭就用去了5000英镑，即每星期平均40英镑（当时的1英镑略等于如今的70英镑），每日如吃三餐，则每餐为两英镑，即使与当时伦敦上流社会的生活水平相比，这也是极奢侈的了。昆斯伯里侯爵是位傲慢、脾气暴躁、怪异，或许还有点精神不正常的苏格兰贵族，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发展和推进了业余拳击规则，即所谓的昆斯伯里规则，除此之外并无什么可之处。道格拉斯与王尔德交往以后，昆斯伯里侯爵刚开始并没在意，甚至还有点儿得意，毕竟王尔德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但慢慢地，他开始认为王尔德在对自己的小儿子施加不好的影响，与是他写了一封信叫儿子离开王尔德，回到家里来。这封信的口气还是比较温和的，但道格拉斯回信拒绝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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