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姊妹篇，主要针对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属于思想史范围的，诸如“儒家传统与近代中西会通”，“经世思想”，“中西学源流”，“19世纪的中国国际观念”，“德智体群四育”，“鬼子”，“自强与求富”，“官督商办”，“工商致富”，“实业建国”，“人权”，“女权”，“公仆观念”，“变法论的象征”等一系列观念、概念、思想、思潮的创生、衍变、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分别进行了认真的别开生面的考论，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极富参考价值，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书。本书前言2003年8月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拙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在大陆印行，感谢贺照田先生的推毂和杨群先生的经营，使鄙人的辛勤耕耘得以呈献大陆学界，切望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同道藻鉴，自当引领。同年10月，贺照田伉俪应邀到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访问两月，得以会晤。承其携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群先生手书，属命再出拙著续集。深感学界肯定与贺、杨两兄厚情。遂自挑选拙文15篇，另加附录1篇，一并于2004年3月奉寄北京，用为出版预备。照田兄适因应邀开会，又于同年5月前来台北，顺便会聚商谈出版之事。嗣后吾亦返回多伦多住处。迄今又逾4阅月，近因照田兄电属写序，遂得执笔表述感念缘起经纬。我生平研治中国近代史，自己累积若干专书、论文与史料专集，可谓是专职专工，具备治学经验。虽然有些成就，也未尝自满，凡所撰著，俱循谨严实证之路。不信煌煌理论，不逞诡诞奇说。以笃实结论取信于天下。不期藏之名山，但求无害后世。所写著作，视为天下公器，人人俱可参酌，惟望共尊学术伦理，保持公开公正。或可使贱名得以表彰，其愿足矣。今拙著面世，正在求教同道。当请查察拙著者，可明告学林高明之家。考察拙著：其一，论旨领域，是否有价值？其二，辨认史料是否真切？其三，引证史料是否恰当？其四，运用史料是否确当而非勉强？其五，解释分析是否深入透辟？其六，识断是否精审通达？其七，通体结构是否周至完备？拙著呈献诸君面前，自当通过学术上的考验，岂能抱侥幸之心？拙著论域，全为近代思想史。我之研究，首重时代思潮，所刊3种书，俱以不同问题做审慎研究，以问题为主轴，人物随问题陈叙。因为近代思想变化是横向冲击，动力来自重大历史事件，而并非古今上下传承。故吾自始迄今，多以问题之出现为讨论题旨，此是鄙人研治思想史手法。鄙人研治思想史，所用史料人人可见，毫无奇特，端在各人就中取材，看似平常，实靠各人领悟，而各有所取舍。虽我同窗学长，各人所见皆有不同，各家重点尤大相异趣。于此益见治史之自由与成果之多样，人才之各领风骚。我实于史学发荣滋长深抱乐观。近代思想史的另一重大特色，是时代段落分明，即是承受重大史事冲击而创生，则史事内涵中的思想成分即会增加若干新概念、新意旨和新领悟、新步度。在此不暇一一交代，但可略举一小例，以见出历史时段关键之被人看重。1981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一个国际研讨会，探讨维新变法与立宪。我所宣讲的论文是《断发、易服、改元——变法论之象征旨趣》（此文今已收入本书）。我自举证陈叙康有为的这3个重点建议，史料采自数个来源。但此说引起一位戊戌变法专家，也是康有为专家的质疑。理由是当1898年那个时代，康有为以孔子纪年，世人共知，但绝不可能在此时创说断发、易服。结论是判定我用的史料不可靠。其人年龄高我很多，现仍健在。我在此不做多辩，恰在4年以后我在1985年编一部9册的《近代名人手札真迹》，在其中收载了戊戌八月政变御史杨崇伊致盛宣怀的信。世人俱知，八月政变是因慈禧受到杨崇伊的告密而收回政权，杀掉六君子，当然是个刀笔杀手。我在此举其一段说词，可用作为拙文的旁证：康逆（指康有为）潜蓄异谋，托辞变法。乃弟（指康广仁）便服私入椒涂，剪发改装，见诸奏牍；同心谋逆，立有合同。无人不知，惮于发难。弟知其举事之日，不得不上告慈圣。乃罪人斯得，而谤口颇腾。此一史料出于杨崇伊手书，自承认向太后告密，而于康有为罪状，则有“剪发改装，见诸奏牍”之言。当可证明拙文之立足坚稳。杨崇伊有信函7首，收载于鄙人所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九册第3930～3948页。我人当知近代思想多变，起灭难测，学者必须小心考校，知常知变，重大史事，最须察其激荡影响。不能只限于哲理、概念、新名、新词的意义追逐。就是谈这一代哲学，也得充分熟悉这一代历史。近代思想变化疾速猛烈，而什九是承受历史事件的冲击而迸发。此是我所掌握的要领。总之，中国近代思想，不但内涵复杂多样，极费寻绎辨析，而随时势转变，外力冲击，更是如响斯应，变幻不息。自与固有思想传承决然不同。我自1977年起受聘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渐渐结识大陆史学界贤达。先是同道李侃先生来访，在历史系讲演，是在我的近代史课堂开讲，亦即由我主持。同学到者百余人。后因李氏回北京，又介绍中华书局同道刘德麟、陈东林两先生来中文大学访问，我自此与陈东林先生建立长久友谊。我的访求大陆史料，得他多年相助。接着来访的为上海汤志钧先生，他前后来访数次，第一次是在我的近代史课堂开讲，由我主持。第二次来，是承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他的讲演也是校方派我主持。后来来访者众，我结识了胡守为、陈胜NF93D、林家有、陈锡祺、韦庆远、关捷、李景光、王戎笙、赫治清等。虽然来访学者有很多，但要相结识者，俱以近代史家同道为范围，其他如古史、文字学、经学、古物、人类、考古、书法、艺术家相见甚多，俱未做深入来往。后来我在1989年回到台北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到台来访者又结识张海鹏、王戎笙、尚明轩、耿云志、王庆成、戚其璋、林庆元、欧阳哲生、张宪文、黄彦、桑兵、文庸、江沛、侯杰等学者，而与杭州陈学文先生一直多年通信交换研究心得，却未能晤对而扺掌倾谈。至于大陆出版著作，未相识而知其所学者，屈指不下四五十位。在此无须详计。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