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的二重性 其实，领土主权与爱情有相同的一面，都是排他性的；也有不同的一面：爱情的排他性是无条件的，领土主权的排他性是有条件的。在爱情关系中，第三者肯定至少是其中一方的情敌；在国际关系中，它国未必都是潜在的侵略者。 在三种情况下，领土主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第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邻国家都是或至少有一个是世界顶级大国； 第二，在相邻的国家中，各国都不是，或其中有一个不是民主国家； 第三，在相邻的国家中，每个国家居住着一个占主体的民族，而且历史上国家之间的冲突转变成近代以来民族之间的仇恨，从而激起相关国家内部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 第一条可以称为“强邻条件”，第二条可以称为“非民主条件”，第三条是“民族条件”。 我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对强邻条件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提出了“远交近攻”的国际战略，其依据就是顶级强国相互争霸，削弱对方是彼此的国策，不可能相互开放领土空间，就如同今天的俄罗斯防中国移民甚于防川。 非民主条件涉及国家主权的归属问题，对于主权归属明确的君主制来说，领土主权是属于君主的私有财产之一，自然具有强烈的独占性和排他性。对于主权归属不明确的近现代全权政体和威权政体来说，由于其主权被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独占，如果它是大国，邻国或邻近地区不敢向它开放领土空间，怕被专权；如果它是小国，它不敢向邻国开放领土空间，害怕丧失自己的权力。台海局势接近前一种情况，朝鲜半岛接近后一种情况。 而日本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则是由于民族条件的存在。 但在二战后的西欧和今天的全欧（不包括俄罗斯），这三个条件都已不复存在。首先，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已不再是世界顶级大国．德国虽然在经济总量方面排名世界第三，但仍然在为争取国家主权的完整苦苦挣扎，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欧洲越来越成为全球大国政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其次，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已告别君主制、全权和威权体制。法德两国之间的民族和解也使得欧洲内部孽生民族主义的土壤大大贫瘠化了。 在领土主权的排他性减退的地方，它的另一重属性_相容性和开放性便显露出来。对于这一点，许多国际政治观察家和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了。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观察到，欧洲传统的主权民族国家概念正在被“欧洲概念”所取代，推进这一进程的首要国家是法国。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在一篇题为“超越民族国家”的论文中则以更哲学化的方式指出，领土主权统治是欧洲直到17世纪才出现的国家形式，二战以后，“典范的民族国家发展成为社会福利国家”，而且他主张“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他提到的政治共同体应该是指要进一步实体化的欧盟。 澳大利亚的两位国际政治理论家也得出了与哈贝马斯类似的结论：“欧洲的均势体系，正如它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演变那样，变成了排他性主权观念的同义语”，然而，当今的“若干趋势表明，领土主权观念的排他性正渐渐受到侵蚀。……更密切的观察表明，相当多的双边和多边安排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弱化了领土划分的逻辑力量和政治力量。这一趋势的一个突出事例就是20世纪集体安全原则的凸显，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解铃还需系铃人。其实，最早发明主权民族国家和最早发现欧洲列强将退出大国政治舞台，以及欧洲国家领土主权将显现相容性的，都是法国人。早在1920年，法国地缘政治学家阿尔伯特·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1872—1940）就在其名著《欧洲的衰落》里就指出欧洲大陆是一个整体，国家构成了这一整体的各个部分；他认为莱茵河并非是一个自然疆界，而是一个自然连接的人类构件，它不是法德之间的一条分水岭；他反对当时现实存在于法德之间的“血腥而贫瘠的边境”，预测那里将会是“富裕而辉煌的通道”。他的思想成了欧共体和欧盟的起源。P.18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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