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主办的论文集，收入论文共14篇。内容主要包括：以探讨中国近代思想家为主。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其次是对一些从前不为学者所注意的一些历史人物的思想的研究：还有以国粹主义思潮、疑古思潮等为主题的研究及纯粹意义上的思想史专题的研究。内容丰富，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参考书。本书前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思想史研究室创办的，供国内外同行学者发表其研究成果的一个园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室成立于1991年。十余年来，本室研究人员虽不多，但皆能以学问、人品相砥砺，形成一个凝聚力很强的学术群体。大家工作勤奋，治学谨严，成绩颇得各方好评，乃于2002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重点学科。大家甚受鼓励，更加不敢懈怠。因承担院重大课题的关系，与研究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同行朋友常相聚会、切磋。2002年、2003年相继两次举行国内同行的小型研讨会，复于今年8月举行一次国际研讨会。为进一步团结海内外同行朋友，得互相切磋、勖勉之益，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更加深入发展，乃集议创办《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拟每年出版一辑。近年来，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讨论的问题亦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西方一个学者曾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此话如不做机械的、绝对化的理解，则应承认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是有思想的；为了揭示历史运动深层次的各种机制，不能不研究人们的思想。正因此，凡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以及艺术史等等领域中发生的矛盾、论争，在思想史中都会有反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思想史的确有可以涵盖和深化其他专门史的功能。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个有待深入开掘的富矿，这里可以引人发生兴趣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一百多年的近代中国的历史，充满着内外交织的各种矛盾，外部的威胁，内部的危机，格外逼人，人们总是在异常紧迫的形势下，对各种挑战做出应急的思考和抉择。革命与改革交相迭乘，传统与现代之间常常处于极度紧张。西方三四百年间所经历的变革和相应出现的各种思想，在几十年时间里，潮水般地冲击而来，人们大感应接不暇。一种思想还没来得及成熟，又一种新的思想便发出挑战。所以，鲁迅先生曾说，在近代中国，从最落后、最原始的思想，到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思想同时存在。这样一种局面，岂不是为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们提供了大可用武之地吗！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不自今日始。以往的研究，取得过一些成绩，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主要可概括为两点。（一）研究范围未曾清晰界定。早期一些可视为思想史的著作，往往以经学思想或一般学术思想为主要内容；后来，又以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再后来，则演变为以政治思想为主要内容。这些当然也属于思想史的范围。但是，思想史不能以这些内容为局限，而且究竟应如何从这些方面提抉思想史的内容，仍大有讨论的余地。作为思想史学科研究对象的思想，我想，应该是一个国家、民族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人们面对各种重大问题所做的思考。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建设一个近代民族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少须解决如下问题：（1）独立；（2）统一；（3）民主；（4）富强。所以，凡围绕着这些重大问题所进行的思考，所提出的主张，所发表的言论，都应列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正当范围。它既不是单纯的政治思想史，也不是其他的专门思想史。它是各种专门思想史的基础和重心。为了把握好思想史的内容，必须尽可能清楚地认识历史时代所提出的紧迫问题。认清这些问题，才比较容易从浩如烟海的思想材料中，抓住属于思想史的内容。（二）方法不健全，不精密。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个很年轻的学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由于研究范围不清晰，决定了它缺乏方法上的自觉。也就是说，还没有建立起中国近代思想史相应的方法论系统。中国近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无不借鉴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的西方理论与方法，要在中国的学术园地里真正开花结果，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有些人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略读几本书，对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能够说出一、二、三来，自己就算是那种理论与方法的一个传人了。他们不知道，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就颇有一些年轻或并不年轻的学者对他们表示无比服膺；在自己的著作中极力套用马、恩的理论与方法，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看了他们的东西之后说道：如果他们所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我只能说，我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事实很可以说明，服膺和借鉴别人的理论与方法是一回事，自己的著作能否真正体现这种理论与方法又是一回事。多少年来，我们见到过太多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能在自己的研究与著述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解决几个实际问题的人却太少了。服膺其他西方思想家的理论与方法的人，也存在同样的情形。近些年来，我们听到和看到不少表彰和意图运用西方各种有影响的理论与方法的言论和著作，但似乎看不出他们解决了什么问题。这使我想起85年前，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那场论争，在一个很长时期里，被人们说成是胡适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重新研究这个问题，加以澄清，指出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对待理论与方法的态度的争论。有些人太迷信某种主义，以为把那个主义的某些基本理论、基本公式重复几遍，就能有奇效大验。殊不知，那些最初创立这种主义，相应提出一套理论与方法的人，都是应对实际问题而起的思考。我们今天借鉴人家的主义，人家的理论与方法，也必须认清我们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是什么。问题认准了，再从事实际研究。必须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借鉴别人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不做任何深入实际的研究，直把人家的理论与方法往自己随意捡来的事实与材料上套。以往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由于方法不健全，研究成果不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如有些著作完全依人立案，这是古老的学案体的翻版，对于研究异常复杂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不很适宜的。有些著作将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简单化、绝对化，生硬地去解释各种复杂的思想现象。还有的竞完全从现实需要出发，任意宰制史料，牵强附会。当然，也有一些较好的作品。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前进的基础和经验与方法的积累。但这种作品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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