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顾准和儿女们顾准的几个孩子，共和国成立以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他们都经历了，然而以他们的年龄，所受的教育、阅历和经验，他们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真实意义，这些历史事件对社会发展的进程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很难有正确的理解。即便是历史学家，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当时，在这些历史事件还没有成为历史的时候，也很难立即作出正确的判断。许多时候还不免一再作出修正。对于顾准的孩子，他们刚刚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入世不深，你不可能要求对他们的父亲的思想、行为、品格以及他所探索追求的人类的未来能有真正的理解。按照他们当时所接受的教育、思想，奉为圭杲的教条，与他们的父亲坚决划清界线，对其敌视到憎恨的程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达到了为“革命”而大公无私，他们当然不可能接受第三者对他们不愿和父亲见面是“私”字作怪的指责。1979年，我母亲在上海病逝（1975年我把母亲接到上海，去世时95岁），重之在得知祖母病逝后写给我的信上说：随着奶奶的去世，有关这个家的许多往事都在脑子里翻腾，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再也不可挽回的了。这个家已不复存在，但是这一切所留下的痛楚，将永远刻在心上，今生今世也永不能平复了。为了这一切，为父母，为兄妹，为自己，为亲友，为死去的，也为活着的，我应当奋斗，永远也不满足，永远怀着负疚和苛责自己的心情向上。逝去的已不能复生，然而我们奋斗之成果，或许能在他们灵前献上一小朵白花？这可以看作是重之的忏悔和誓言，而他确实也是这样做了。1979年高考，仅仅只有初中毕业学历的他、依靠自学获得了北京这一届高考的文科状元。顾准的次子、次女经过刻苦自学，也先后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在一个在海南工作，一个在夏威夷，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他的长子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空间技术协调中心的负责人之一，在痛悔之余，以赎罪的心理，努力工作达到了忘命的程度，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回忆顾准和他的孩子和我的关系这一段往事，对我来说是凄恻和痛苦的。1974年12月，当我捧着五哥的骨灰盒走上老山骨灰堂的陡坡时，我的心比我的脚步更沉重；五哥的孩子就在近旁，为什么他们视若不见，是什么东西横亘在他们中间，这些本来应该是他的子女做的事，为什么要我来做？我向五哥作了承诺，然而我仍然无法沟通他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在五哥生前，一直到死也未能让他和他的孩子见一面，在那迷信盛行，把教条奉为圭皋的时代，要改变他们那时已经相当凝固的观念，又岂是我给他们写一封信能够改变的。而我为了说动他们去见见他们已经垂死、苦苦思念着孩子的他们的父亲时，我的情绪又是那么激动，言词激烈，缺少理性的思考，缺少一个长者对孩子应有的通达的理解、抚慰。我为我可能在有些问题上对他们的苛责、伤害了他们而感到疚愧。1984年2月，在顾准去世十年，顾准的大女儿在看了我抄录的1973-1974两年中我和她父亲的“通信录”手抄本即后来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以后，她写了一份“读后附记”寄给我。这里，摘录后记中的几段在下面：流畅的行文，深邃的洞察力，中肯精辟的分析，使人折服。在这后面的是父亲对国家前途极度关切的责任感和探求真理的热情、勇气，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成年以来对文中所及问题的思考以及严酷的自我剖析，所有这一切，纠扰在一起，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可以说，凡是与国家兴亡有关的重大问题，父亲都几乎涉及到了。对这些问题本身，我不敢妄加评论。从中表现出来的品格气质，使人想起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认为的那样。”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地从地狱中蹚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是在数不尽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片断：顾准传略顾准于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不治病逝，至今已十四年。随着时间的流逝，丧失亲人的感情上的冲击已经过去，现在更多的是理智的思索。然而，由他的亲人来为他写传略，仍不免蒙上一点感情色彩，虽然这篇容量不大的传略并不企求对他的一生作出全面的评价。顾准，1915年7月1日（农历5月19日）生于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兄弟姊妹共十人，在兄弟辈中行五。因外家无子嗣，自幼从母姓。原籍苏州，民国初年父亲一辈举家移居上海。父亲晚年从业中医。顾难以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927年在黄炎培所办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学制为两年）毕业后，由留云小学母校教师殷亚华推荐，经王志率①介绍人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1927至1937年的十年间，正是我国民族工商业有相当发展的时期。潘序伦从美国学成归来，移植到国内的新式簿记——现代会计学，是完全不同于我国传统的旧式簿记的一种新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它借助科学原理，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活动，按其不同类型的具体特点，设计各种不同的会计制度，是进行系统的记录对算、分析、检查的一种方法和工具。它较之我国传统的旧式簿记要精确、及时、科学得多，因此受到开始运用现代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的新兴工商业者的普遍欢迎。适应这种社会需要，潘序伦的会计事业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扩展到立信会计补习夜校，以后又创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立信会计编辑所、立信会计用品社等。当时在众多中小工商企业中从业的中小职员。练习生、学徒，迫切要求增进业务知识，改善社会地位；因此，这种业余补习、灵活多样的办学方式，不仅受到他们的普遍欢迎，也得到多数企业主的支持，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和会计事业在这一期间得到极大的发展。1927年，顾准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时，不过十二岁。以后经过勤奋自学，逐渐学会和掌握了会计学这门学科。然而毕竟年纪还小，稚气末脱，因而曾经闹过这样的笑话：当他第一次登上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讲台讲课时（当时只十六岁），竟被学生轰下了台。一年之后，第二次讲课才算站住了脚。从1927年到1940年离开上海，顾准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前后工作十四年。他从刻蜡纸你讲义、改课卷，到在夜校讲课、担任夜校部主任、撰写会计学著作，在之江护江等几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时期，是他职业向上时期。1934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会计著作《银行会计》，此时不过十九岁。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这些著作中有不少果作者在动荡不宁的流亡生活中……本书前言顾准1974年12月去世至今，三十年过去了，人类历史又跨过了一个世纪，进入了新的对世纪。人类社会总是在按照自己的逻辑缓慢地往前发展，但也总是一步一步地在进步。顾准去世以后的这将近三十年间，我曾陆续写过一些有关顾准的文章，散见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早就有这样一个心愿，想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出版一个集子，既作为一种纪念，也可为读者提供一些检索的方便。三四年前，北京的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便把已经编好的稿子交了去，谁知该社的总编认为内容重复，要责编重新改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时罗银胜、高建国著的《顾准传》已先后出版），这显然和我原意大相径庭，往复几次，不能达成一致，最终只能以撤稿作罢。去年（2002年）年初，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负责同志获知此事后，善意地为我介绍一家出版社，我满以为这个集子的所有文章，都早已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应该木会存在什么窒碍。大约半年之后，经探询，告以上交任务重等等，迟迟未能发稿；我当然能够予以理解，不想强人所难，也就把稿子拿了回来。顾准几次蒙受厄运（尤其是最后一次），在他和我通信中，常常以“白虎星”自称、自责，这种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作为父亲，不能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反而因为自己的缘故，使孩子在同学中受到歧视，甚至遭到凌辱，这种情况，顾准是不知道、或者木会完全知道的。但是，孩子的心灵却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作为父亲、母亲，明知自己受到的是不正当的对待，但是孩子这时还小，能够把真实的情况如实地向孩子明说么？孩子能理解么？如果孩子稍稍有一点反抗的表示，不是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么？“文革”时期，这是一个黑白完全被颠倒的年代，迷信盛行，谬误被说成真理，铺天盖地，势如千钧，谁要是对它有丝毫怀疑，就立刻会被压成美粉，为了保护孩子，做母亲的只能按照当时实行的划清界线的要求来教导孩子。但是当真理终于昭然重见天日，知道自己犯下了错误，孩子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在这里，我愿意郑重地宣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不应当由顾准的孩子来背，应当由“文革”这个时代来背。“三反”以后，顾准从上海调去北京，我除了利用去北京开会的空隙，有机会和顾准短暂的晤见外，平时很少相见，通信也不多（除了1973、1974年这两年特殊例外），和项准的孩子见面更少，相互作倾心的交谈更可说没有，我所知道的关于他孩子的情况，都间接来自他们的父亲顾准，作为他们的长辈，应当坦率地说，我对他们的关心是很不够的。在顾准去世前后，我对顾准孩子的态度也确有情绪化的地方，所有这一切，我恳切希望：愿它化作烟云，随风飘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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