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一套两卷本成果中的第一卷。这套书说明了德国刑法一般原理的法学基础。本书第二卷，包括了实行人与参与人，未遂，不作为构成行为，以及兗合理论，也已经在2。。003年以德文出版了，本书第二卷的中文翻译本，应当会在这本第一卷之后尽快地得到出版。整套成果就是关于当代德国刑法总论的完整教科书。在这里，我想从两个方面，为我的中国读者们提供服务。第一，我的“总论，，应当以完整和清晰可读的形式，向我的中国读者介绍在德国流行的学术观点和与刑法总则性理论有关的司法判决，同时仔细地阐明和考虑各种赞同性和反对性的论点。因为在中国的图书馆中没有完整的德文文献，所以，在我看来，如果读者们通过我的成果，能够相对完整地了解德国学术讨论和司法判决的状况，那是很有好处的。第二，我想向中国的法学工作者介绍我自己的建立在刑事政策基础上的刑法体系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不法，’和“责任”是刑法信条学的两个中心范畴。属于不法的是控制举止行为的任务。通过宣告一种确定的举止行为符合法律或者不符合法律，法律告诉人们，什么是他们在刑罚的威胁中不能做的或者可能是必须做的，法律I司时告诉人们，所有没有受到法律威胁的举止行为方式，都被宣布为在刑法上不具有重要意义。那种区分不受刑罚威胁的和受到刑罚威胁的举止行为的标准，是由允许性风险的标准建立的。例如，在一个人的行为符合道路交通规则时，他就是在允许性风险之中活动的，因此，在他卷入的那场事故中：事故的结果就不应当作为他的构成行为而归责于他，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排除了一种刑事可罚性。相反，在一个人的行为危害交通时，他就超越了这种允许性风险，因此，可能发生的事故后果就应当作为过失或者故意的刑法上的不法而归责于他。这是我以现代形式创立的客观归责理论的最简明的表述。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客观归责理论已经在德国得到了贯彻，并且在国际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里的刑事政策性的主导思想是，借助在法律上不赞成的或者说允许的风险：应当籀据仔细制定的规则，来划分国家的干涉权和公民个人自由之间的界限。详细的说明，请见本书第11节和第24节。与此相对，在罪责中，并不涉及区分不法是否不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而是涉及这样的问题，即一个符合不法的举止行为是否也是必须受到刑事惩罚的。通常，这种案件是必须的，然而，在两个条件下，对这种符合不法的举止行为的惩罚就能够被放弃。一方面，对责任的排除存在于行为人无罪责地行为时，这就意味着，因为行为人在实施这个构成行为时，比如，处于精神混乱之中，或者，因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处在一种自己不可避免的不认识之中时，行为人就不是处于那种会把自己引导向法律对举止行为的说明状况之中的。在这种案件中，我谈的是行为人“在规范上是不可交谈的”。因此，根据我的理论，罪责是“规范上的不司交谈性”。在这里，有关的是这种刑事可罚性的条件，而不取决于对人的意志自由的争论。另一方面，在由于行为人的特别情况而缺乏一种特殊预防或者一般预防的刑罚需要性，并因此能够放弃刑罚时，现有罪责中的责任也能够通过法律或者宪法加以排除。例如，在有人仅仅因为受到身体或者生命的威胁而触犯禁止性条文时，就会在排除责任的紧急状态中存在这种情况。在这里，立法者能够宽容相待，因为这个行为人不是出于犯罪性动机，而是出于害怕而行为的。这样，既不会为再犯的危险提供根据，也不会为模仿的危险提供范本，因此，刑事惩罚就成为多余的。在本书第19节至第22节中，对这些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这个责任范畴所具有的这种刑事政策性的主导思想，就是我的刑罚目的理论。在第3节中，这个理论发展出了下面这些说明：各种刑事惩罚不仅应当以罪责为条件，而且应当以预防性刑事惩罚的需要性为条件。我希望，我对自己一些刑法体系基本思想的这个简短概述，能够帮助读者完整地理解这本书，使他们对本书的内容产生兴趣！我感谢法律出版社做出了出版这个成果的决定。我特别感谢王世洲教授先生，他承担了本书的翻译工作，非常认真地工作，并在较快的时间内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如果本书能够对深化中德刑法学界的共同工作做出贡献，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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