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时代新声的文化意义”切入，辨认并辨析“大文化传统”与“小文化传统”、“公（官）”与“私”、“雅”与“俗”、“文”与“野”、“正”与“邪”、“男权中心”与“女性觉醒”等差异与转化，以确认在“宋型文化的庶族丈化构型与平民维度”上定位宋代之词，从而对词的本质特性、词体的功能效力，以至词人藉以为心灵之运载等问题，作出自具的崭新理解与体审，具有开拓性和前沿性，表现出作者宏通的研究视野与文化史学养。是一部应答词学界急切期待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力作。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历史追溯法，很有启发性。从文化视角研究文学现象，研究人的观念形态和价值取向及其表述方式，研究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之心路历程，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会有更多启迪。宋词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文体，反映了宋代的文化个性和特质，将宋词定位在宋代文化的坐标系进行研究，是本书立意的目的和宗旨。 本书首章为绪论。在分析传统词学成果和当代词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全文的研究构想；指出宋词研究的盲点，在于长期以来儒教思维定势左右了价值评判标准。而要对宋词作出全面中肯评价，必须将其定位在宋型文化的庶族文化构型及平民文化维度进行研究。第二章从主上（皇帝）所好分析宋代上层精英文化趋向世俗化的社会新潮流如何影响了广大官僚和平民的生活态度及价值取向。朝廷的宽民政策与自上而下的享乐之风及宋代宫廷音乐的改革，直接造成宋词发展与繁盛的新局面。文化价值观念的平民化与世俗化倾向，则确定了作为“新声”的词对“俗、私、野、邪”的审美价值认同。第三章指出“以道制欲”和“以欲破道”，是历来对立的两种文艺价值观。宋代由于上层精英文化与下层世俗文化交流互动，出现这两种文艺价值观的交流与融合，使宋词具有与传统诗文全然不同的文化角色功能。第四章对宋词所表现的宋代妇女景观进行全方位的人文观照。认为宋代“艳词”的繁盛，是宋代平民文化崛起造成全社会妇女观念改变和妇女地位提高的一种文化表征。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男性世界对女性存在的人性价值之肯定。如寄内悼亡词对女性伙伴关系的承认，妓情词对女性的人性之同情及人道的理解。二是女性世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主要表现在女性词人的群体性崛起。第五章由宋词几种常见题材分析个体与对象之关系，并对此关系进行新的文化阐释。第六章从苏轼词的诗化及宋人对东坡词的评价为契机，分析南宋词所表现的主流文化渐居主导地位，世俗民间文化比重渐次减弱的现象，并指出它给宋词个性带来的影响。第七章为结论。宋词对中国文学历史文化走向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文体演变的意义，建构起一套词学系统；二是走向人文深度，将人性需要关怀的旗帜传给了元代戏剧和明清小说。 今年春天，淑气初回，收到了沈家庄教授寄来的《宋词的文化定位》样稿。他告诉我该书即将出版，嘱我作序。我对词学疏于研究，本着学习的精神，遂欣然领命。 我早就知道家庄教授是有才华的中年学者，后来他跟随吴熊和先生专攻词学，基础更厚实，思路更开阔。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以严迪昌教授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现在，家庄教授将论文修订成书，这是词学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收获。 宋词，作为与唐诗同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丰碑，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词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近年来，吴熊和、严迪昌教授等在老一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又作了系统的梳理，成绩斐然。老实说，我接到家庄教授的书稿时，起初并不经意。谁知道，一读下去，眼前一亮。这部专著，立论的精警，材料的翔实，文字的优雅，思路的开阔，深深吸引住我，感到它确是一部站在宋词研究前沿，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 宋词研究的成果不少，使人疑惑、引起争论的问题也不少。如果从枝节微末探讨其是是非非，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疑难。家庄教授提出给宋词从文化角度以新的定位，这能高屋建瓴地审视宋词及其有关的文学现象。他认为宋词是“时代新声”，应从庶族文化构型及平民文化维度等方面切入研究；应就“大文化传统”与“小文化传统”的对立、渗通、交融等方面，探讨其发展的轨迹；应从“公”与“私”、“雅”与“俗”、“文”与“野”、“ 正”与“邪”、“男权中心”与“女性觉醒”等方面看待其差异变化的规律。可以说，这是家庄教授在充分吸纳前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严谨论证确立的新构想、新思路。当他以新的视野审视词坛时，便如庖丁解牛，批欲导窾，妙语连珠，新见迭出。当然，他并非解决了宋词研究上的所有问题，读者也未必都同意他的所有分剖。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他独创的立论，极富启发性。而敢于创新，严于论证，正是从事教学研究的学人，最可宝贵之点。 读家庄教授的大作，也引发我对宋词以及对古代文学史其他问题的思考。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过程中，人们首先碰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什么是文学？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下，把文学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此以后，“文学是入学”的理念被普遍接受，有些学者也从人性、人道的角度评价文学，把它视为贯串中国文学发展的红线。这做法，当然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可惜，当时学术界还准备不足，尽管作了总体的把握，而在论述多个文学发展阶段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时，实际依然与“人”脱离。看来这一条路，还未完全走得通。后来我们又编了一套文学史教材，也作了“出新”的考虑，力求避免“文革”前“左”的偏颇。而最让人为难的，依然是找不到文学的明确定位，找不到一条能贯串文学发展的线索。家庄教授的著作，虽然谈的只是宋词问题，但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文学史的特定阶段的做法，不也可以用来观察中国的整部文学发展史么？ 以文化定位，离不开人文精神，更离不开“人”。从不同时期文学的主题、题材乃至文体的承传变化，研究文学如何表现人的价值、人的行为、人的心理、人的形象、人生的意义、人际的关系，很有可能把文学的本质和文学发展_的问题阐述清楚。我想，参照家庄教授的做法，推广到研究整个文学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各类体裁的文化定位，这新的视角，会给文学史编写带来新的局面。人，是个体的存在；人又不能脱离群体与社会。从文化的角度观察，既要看到“人欲”，也要看到“天理”，看到“公（官）”与“私” 的纠葛；看到“大文化传统”与“小文化传统”对人的影响；看到它在文学上表现为“雅”与“俗”、“文”与“野”、“正”与“邪”的差异与转化。这种种，若能理顺，从文化说明文学之所以为“人学”，那么，当可以寻 找出一条主导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规律，可以比较准确说明作品的创作、评价的准则以及文学现象、审美观念一连串复杂的问题。 家庄教授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宋词，便注意到“词”这一文体的产生，包涵着重大的意义。他归纳了近年来文化研究者的共识，指出唐宋之际是中国文化史的转型时期。这次文化转型，肇始于安史乱后，经晚唐到宋，基本定型。词的发生，乃至成为“一代之文学”，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范式“ 宋型文化”的发展同步。换言之，词是“宋型文化”在文学上的表现。我同意家庄先生的判断，并且觉得，他的论述，接触到文学史分期的问题。从文化的转变，找寻文学发展的轨迹。据此划分文学史发展的阶段，无疑比按朝代兴废亦即按政治斗争的阶段分期，更为合理。当然，这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探索。不过，、从家庄教授对宋词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看，把文化的历次转型作为文学分期的依据，应该是可行的。 读了家庄教授的大作，我想了许多。近年来，．许多中青年学者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做新的探索，有新的建树，推动了整个学科的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国的学术研究，也理当由家庄教授一辈学者，趁着目前开放宽容的文化环境，发扬光大。我和家庄教授接触不多，但从他的大作体现出既开阔又严谨的学风中，我看到他的胸襟和气魄。学无前后，达者为师。家庄教授的论著，使我豁然开朗。所以，我倒真要感谢他让我有重新审视宋词的机会。 祝愿家庄教授在学术上有更大的发展。 2005年3月25日于中山大学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