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焕颐诗选》，是我人生的写照。但在编选方法上，我排斥纪年的顺序，采取分类而选，分类而辑，这样，许更便于照人照己，看出时代、历史、作用于心灵的痛苦与欢乐。严格地讲，开始我选择文学的座标，是小说。1951年我在甘肃天水搞土改。回到西安我写了题曰“地底的火焰”约八万字的小说给当时的《西北文艺》。得到的审编语，是带有批判性的“客观主义”的定论。从此，我再也不敢向小说问津，然后致力于诗。第一首诗曰《刺绣》发在当时西北一家省报的副刊上。但写得最勤，最力，还是1955年到上海以后。大约散见于全国报刊上的诗，不下二百首。它正如我的年纪一样：少年不识愁滋味，太浮夸。当年的剪贴，已毁于历次魔劫，查之于图书又太费时因而未选。1957年反右以后，我的歌喉被封煞。直到三中全会之后，我才得以放开嗓子。从此，我一发而不可收：慷慨人间是与非，一身块垒喷天碑。我得感激历史给我恩惠：二十二年的人间极苦，磨砺了缪斯赋与我的诗魂。使我像一匹野马，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风雪线上，引颈长嘶和暴风雪争吵。叫出：“苗岭、苗岭，你把你的儿子抛给世界，敢是派他专做诗人！”是的，我站在青藏高原，拍打着山的头颅，既为自己呼冤，也为受苦人呼冤。想以嘹亮的歌声，去代替镣铐的呻吟……诗，能代替镣铐么7人或不信，认为这只不过是诗人天真的理想。然而我坚信，诗为历史修身，历史为诗修名。我尤为坚信：作为屈原的子孙，李杜苏辛的门徒，闻一多艾青的景仰者，“沙滩文化”的拓承者，如果失去天真，失去理想，诗魂也就沉论了。老实说，如果我失去天真的诗态，对诗的执著追求，在长达二十二年的人间极苦世界的万般磨劫中，也许我早就化为风雪高原的异物，哪里还会存活！即使幸而存活，也早就成为精神大逃亡中的混混了，哪里还像个人的样子！哪里还会风雪须眉，狂歌大啸！哪里还会回到上海，就大声呼喊：太平洋的风涛仍属于我的两鬓！！这本诗集的作品，都是从三中全会以后的作品中筛选而得。我不用纪年选，采取分类而挥，这样便于突显性灵之真。其中有欢愉，也有愤怒。有歌唱，也有谴责。它是我生命的呐喊，是我灵魂的裸露。我忠实于历史，忠实于感悟。忠实于我的良心，忠实于我的智慧。忠实于我的喜怒哀乐，忠实于我情感、理性的人生历程。它如实地给我的精神品格作了录像。给我的思想情性、声音笑貌作了录音。尽管当前诗的门庭，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尽管有不少诗的所谓“理论家”，认为诗已经走向时代的边缘化。然而，我始终认为：祖国不老，诗年轻。生命不息，诗长在。诗人，只要不是从历史的浮尘中取巧，只要不是徘徊在精神家园的边缘，他就不会受到历史的冷落，也不会是站在历史的，精神的边缘而踽踽独行．“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老子的这名言，不是深酣求名者可以理解的。诗，作为文学中的精品。诗人，作为大宇宙精神造化的传真者，只要领悟无形即有形、无音即有音的如是我闻，即可不失真。只要不失真，或得真之大半，那么，他的呼喊，就不可能是镜花水月。反之，靠吹打，靠封许者的什么“经典”的广而告之，都只不过是乔装的名媛名士耳。幸哉！我和这时兴的行情都不沾边。我就是我，美美丑丑都如是选出来示众。燕祥是不说假的。他的序把我入木三分，刻得形神俱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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