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简介《牡丹亭》为汤显祖所作。汤显祖（1550－1616），江西临川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因家有清远楼，故又自署清远道人，晚年自号茧翁。汤显祖年轻时即有文名，隆庆四年（1570），二十一岁就考中举人。万历五年（1577）参加会试，当时首辅张居正欲使其子嗣修中第，招纳天下名士以抬高其子地位。张嗣修秉承其父旨意，结交汤显祖，沈懋学等人，汤、沈当时极负文名。汤显祖为人耿直，不愿趋附，也不受其延揽，以致落第而归；沈懋学则愿与首辅张居正及其子交好，乃得以高中状元，张嗣修则中榜眼。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张居正死后，汤显祖方得考取进士。但又因不愿趋附新的权贵，被派往南京冷衙门任太常寺博士，五年后改任南京礼部主事。万历十九年（1591）又因上《论辅臣科臣疏》惟，弹劾内阁大学士申时行，并评议朝廷失政，因而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两年后改任浙江遂昌知县，但依然不肯依附权贵，又十分关心民瘼，因此遭到非议。他便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弃官回乡，三年后被正式免职。此后即由城郊迁入城内，在自己建筑的玉茗堂内潜心创作。汤显祖在少年时代曾跟随泰州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读书，后又与李贽、达观等人交游，他们都是反对程朱理学的思想家，对汤显祖的思想影响颇大，汤显祖对他们二人十分倾倒，尊他们二人为“一雄一杰”。汤显祖又与袁宏道等公安派作家有交谊，文学思想颇受三袁（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影响，重视立意，倡导意趣，反对摹拟，不受格律束缚，从而在当时曲坛上形成以他为首的临川派。汤显祖创作的戏曲作品《紫箫记》以及根据此剧改写的《紫钗记》、《牡丹亭》（又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合称“玉茗堂四梦”或“临川四梦”。诗文创作有《红泉逸草》、（雍藻》（已佚）、《问棘邮草》以及生前已刊印的《玉茗堂文集》。在其卒后五年有韩敬编辑的《玉茗堂集》等。今人钱南扬、徐朔方合编有《汤显祖集》。在汤显祖创作的戏曲中，以《牡丹亭》成就最高，它是作者思想和艺术趋于成熟时的作品，可谓其代表作。他曾“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见王思任《牡丹亭叙》），这并非作者自诩，因为此剧一出，的确受到当时观众的广泛喜爱，所谓“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当时还有不少名家如吕玉绳、沈璟、臧懋循、冯梦龙等人为之改编，如沈璟的《同梦记》、冯梦龙的《风流梦》等。沈本已佚，冯本今存。《牡丹亭》刊本极多，尚有批评本，如吴吴山的“三妇合评本”。直到今日，这部传奇在昆剧舞台上还盛演不衰，如《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等折子戏，即《牡丹亭》中《闺塾》、《游园》、《拾画》、《玩真》等出。《牡丹亭》的故事是有所本的，作者自序说：“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所谓“传杜太守事者”，是指收辑于《燕居笔记》中的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李仲文事见《搜神后记》卷四（亦见《太平广记》卷二七六《幽明录》）；冯孝将事见刘敬叔所著《异苑》（亦见《太平广记）卷二七六《幽明录》）；睢阳王事见干宝《搜神记》卷十六（亦见《太平广记》卷三一六《列异传》）。但是，《牡丹亭》传奇并非这些故事的改编，而只是作者借用这些既有的故事生发出新的情节来。显然，它包涵了作者的个人生活经验和时代社会特色。例如《谒遇）一出，显然是根据他被贬徐闻时路经澳门的经历而创作的；《围释》一出，杜宝借贿封李全之妻为讨金娘娘从而招降李全的情节，不能不使人联想到王崇古、吴兑、方逢时、郑洛等守边将军在张居正支持下利用三娘子招降俺答之事。宋明以来，理学盛行，强调“存天理、去人欲”，对妇女贞操要求极为苛严，并竭力表彰贞女节妇，《明史·列女传》所收节烈妇女数目，比《后汉书》以下任何一代正史要多出许多倍。泰州学派从哲学思想上反对封建正统的理学，而汤显祖却以戏曲创作表彰情爱来批判理。在《牡丹亭》“题记”中，他倡导为了情，“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杜丽娘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但汤显祖却认为“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不必以“以理相格”（《牡丹亭·题记》）。这正表明汤显祖对“情”的重视与颂扬，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对“理”的否定与抨击。作者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杜丽娘的遭遇，实际上也就是对她所生活着的扼杀人性的现实世界的有力批判。当她经过生生死死的磨难，终于和理想中的情人柳梦梅结合以后，封建礼教的体现者，身为乃父的杜宝依然不予承认，这不但反映了封建礼教势力的顽固，更显示了青年男女为维护自身的爱情幸福而抗争的艰巨。《牡丹亭》问世后，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生活在封建礼教统治下的广大妇女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力量，引发了她们对自身不幸生活的强烈共鸣，例如传说有娄江女子俞二娘因读此书，痛哭不已，断肠而亡；杭州有女演员商小玲，演出此剧时，自己首先被感动，伤心而亡，等等。读者需要注意的是，传奇作品中出现的某些人物，只是作者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不必以历史人物的具体史实加以比附。片断：老夫妇听得女儿如此孝顺，欢畅异常，异口同声地说道：“难为孩儿一片孝心。”杜丽娘先献上一杯酒：“祝爹娘身体健康！”再献上一杯酒：“祝爹爹官禄永享。”第三杯酒：“祝娘晚来得一佳子，也让我逗着小弟弟在花间游赏！”这第三杯酒的祝愿，说到老夫妇心坎深处。杜宝让春香酌酒一杯给杜丽娘，转过头来对夫人说道：“夫人，我比老祖宗杜甫公公更可怜，他还生有儿子，我只有一个女儿。”说罢，泫然泪下。杜夫人见杜丽娘在面前，怕相公的这番话伤了女儿的心，连忙说道：“相公不要心焦，倘若招得个好女婿，不也与儿子一样！”杜宝不禁失笑道：“好个一样！”杜夫人倒有些不高兴，反驳道：“女儿不照样能光耀门庭，古语说的好‘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君今看女做门楣’——你还未老，就这样絮絮叨叨的！”杜宝这才意识到不该在女儿面前说这些话，于是吩咐女儿收拾台盏自去。待杜丽娘退去后，他叫住春香：“春香，我问你，小姐终日在绣房中做些什么？”春香也嫌老爷絮叨，答道：“绣房中的生活自然是绣。”“绣些什么？”杜宝也感到意外。“绣了纺棉！”春香更无好气地吊老爷胃口。“什么棉？”“睡眠。”杜宝闻知，气不打一处来，转过身来对夫人发话：“好哩，好哩。夫人，你教女孩儿绣工，却纵容她闲眠，是何家教？——叫女孩儿。”杜丽娘听见父亲呼唤，又回到后堂：“爹爹有何吩咐？”杜宝收起刚才一副欢乐的笑容，板起一张脸孔说道：“刚才问了春香，你白昼睡眠，是何道理？刺绣之余若有闲瑕，可以阅读架上图书。日后嫁到人家，知书识礼，也是父母光辉。——这样疏散，都是你娘有失管教。”杜夫人虽然觉得丈夫之言不无道理，但说得这般严厉，怕女儿受不起，便委婉地说道：“相公，你看看眼前的女儿，如同掌上明珠，的确是人中美玉。将她教养出来，我为娘的虽然辛苦，心中倒也着实高兴。”接着又转换话头：“呵，孩儿，你爹爹说的话，你也仔细斟酌。虽是女孩儿，也不能胸无点墨呀！”杜丽娘见父母都如此要求，心中虽有委屈也不好辩白：“上告爹娘得知，这怎怪孩儿生性愚鲁——孩儿刚刚画完绣谱。从今以后，茶余饭后，当抽出时间细读架上之书。”杜夫人见女儿应允，十分高兴，又劝勉了几句：“女儿呵，诗书太多，怎能念遍？但《周礼》不可不读，应该知道礼节。孩儿是大家闺秀，不能只会女红，应该像古代才子班昭、谢道韫那样——相公，要有个女先生为孩儿讲书才好。”杜宝听见母女对话，也宽了心，说道：“女先生到哪里去请？要请只能请学堂里的老先生。不过，请来的先生却要好好招待，不可怠慢，一不可纵女失礼，二不可茶饭有缺。你看我治国齐家的本领，也全是从读书中得来。”本书前言序爱情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在古今中外的文艺创作中歌颂爱情的作品如恒河沙数，其中为人称道的优秀之作，大都能通过对爱情的描写，肯定和赞扬人的美好心灵和高尚品德。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常能经受一次灵魂的洗礼和精神的升华，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真谛，从而萌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同时，，由于作者所描写的爱情故事，离不开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生存的环境，因而必然受着一定的经济基础、政治状况、社会制度、哲学思潮、文化背景以及道德观念等等因素有形无形的制约，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还可以明白造成男女爱情悲欢离合的外部因素，认识到这些外部因素的实质，从而促进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因此正确地阅读、评述优秀的爱情之作，也是一项极有意义之举。新世界出版社周奎杰、张民捷先生约我为他们改写爱情剧《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出版英汉对照本。早在八十年代，当时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周奎杰先生，见到笔者用笔名出版的《元杂剧故事集》一书，认为可以介绍到海外，便通过江苏人民出版社王远鸿先生与笔者联系，在周奎杰以及陈有昇、杨春燕等先生努力下，此书英文版已于1997年年底出书，法文版不日亦将出书。有此渊源，尽管手边任务甚繁，也排除万难，接受新世界出版社的约稿。笔者尝试改写工作，起初完全是出自工作需要。五十年代在高校讲授古代文学，并无现成教材可资凭借，需要自编自讲。尤其是讲授古代小说、戏曲时，很多作品不易寻觅，学生无法知其内容，教师便无法进行评述，只能在评述之前先介绍作品的故事情节。为此，当年曾将古代戏曲的名作，效法《落花乐府本事》，写成一类似短篇、中篇的小说，以应付教学之需。八十年代初期，王远鸿先生认为此可发表，便先后于1983年、1987年、1988年分别出版了元、明、清三本杂剧故事集，总计七十万字。1995年夏，王远鸿先生告知该社副总编刘勇坚先生认为当年延搁的传奇部分也可出版。几经磋商，先行将部分杂剧以及《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四部传奇合为一集《中国戏曲故事选）先行出版。将戏曲改写成小说，虽然题材不变，故事情节相同，但体裁不同，表现手段各异，改写者必须遵循不同体裁的艺术规则和特定的审美要求从事。尽管如此，这其实是一项看似容易却实不易为的工作，因此有识之士认为这样的改写其实也是一种“创作”。笔者对《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三剧原有改写本，分别为三、五万字不等。此次新世界出版社约稿，要求每本在八万字左右，同时要考虑海外读者阅读习惯，需分章立节、出小标题。为此，笔者斟酌再三，只能放弃在原改写本上增加篇幅的打算，而是按照原剧重新改写。因为篇幅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增加一些文字，这牵涉到全书的结构布局、故事情节的演变、人物性格的发展，甚至人物活动的场所与时序的变化等等，都需重新做全盘的考虑与安排。因此，这次改写工作不是对原改写本的简单增删，而是对原剧的重新改写。当然，改写得是否尽如人意，笔者亦不敢自信，敬希广大读者有以指正。1998年8月9日，时届立秋，而暑热未退，于石头城畔清凉山麓挥汗为序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