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辨证论治有着丰富的内容，贯穿在整个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是目前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医学术上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临床上要做到正确运用辨证论治，必须认真学习中医理论，逐步掌握辨证论治的步骤和方法，并验证于临床，逐步登堂入室，在错综复杂、纷乱变化的证候面前，做到执简驭繁，索因求本，灵活施治，提高疗效。为了适应有志于中医事业的同道，较系统地学习中医辨证论治理论的需要，笔者把多年教学的体会，结合临床实践的经验，整理成册，作为学习中医辨证论治的入门阶梯。全书共六篇，第一篇介绍辨证论治基本知识；第二、第三篇介绍辨证论治常用中药和方剂；第四篇介绍辨证论治基本规律；第五、六篇介绍常见症状和疾病的辨证论治。每篇均附有专题讲座，举一反三，以便对各篇内容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本书特点是阐述理论，联系实际；遵循传统，发挥新意；荟萃精华，广深兼顾；突出重点，内容实用；深入浅出，通俗晓畅，适用于广大中医院校学生和自学中医的参考，对于临床中医师，亦可起到温故而知新的作用。片断：论治基础知识第一章祖国医学的基本特点祖国医学关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认识，与西医学相比较，具有许多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五个方面。第一节运用古代哲学元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生产实践中，对各种自然现象，经过无数次的观察，进行抽象而得出来的一种哲学概念。古代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一统天下归于元气。气有阴阳，分为天地，化为五行，产生万物。气的离合聚散和运动变化，是由于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由气产生的事物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五行之气运动变化的结果。如果说阴阳是古人对事物性质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五行则属于古人对物质的属性及其相互联系的认识范畴。元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形成我国古代哲学三大重要理论支柱，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体系。祖国医学来源于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当祖国医学由实践经验逐步形成系统理论的时候，也正是我国古典哲学盛行的春秋战国时代，因此，古代哲学思想，很自然地反映到医学领域中来。这种朴素的唯物辩证物思想成为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古代哲学浸润着数千年祖国医学的整个理论体系，贯穿于中医各个学术流派以及各种中医书籍之中，它长期以来与医学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既含有对一般事物运动规律的认识，又具有实质性的医学内容，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元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被应用、演变到医学方面来，由于它在生理上是以人体脏腑、经络的运动变化为基础，在病理上是以临床的病理现象为根据的，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和不断的总结经验，并与自然界事物运动变化的一般规律密切的联系起来，所以它有可能将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有机地结合起来，贯穿于祖国医学各个方面，使中医学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在历史上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过极大的推动，直到目前在中医的临床实践中仍有它的现实意义。这些学说和理论对于祖国医学的继承、创新、现代化，亦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第二节强调整体观念整体就是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它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卜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的。同时也认识到人体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这种内外环境的统一性和机体自身的整体性的思想，称之为整体观念。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1.人体是有机的整体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即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有机联系的，这种联系是以五脏为中心，配以六腑，通过经络系统，“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的作用而实现的。这种整体性的联系体现在脏腑与脏腑、脏腑与形体各个组织器官之间的生理、病理各个方面。如心合小肠，主血脉，开窍于舌；心火上炎可表现口舌糜烂，心火下移于小肠可出现小便赤涩热痛，用清心泻小肠火的方法可以治疗口舌糜烂。此说明中医学在阐述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对疾病的诊断、治疗都贯穿着“人体是一个整体”这个基本观点。2.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中医学认为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人与自然息息相通，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如人所需要的空气、饮食等。《灵枢·邪客篇》说：“人与天地相应也”。又如自然界一年中有春暖、夏热、秋凉、冬寒的四季气候变化，人体受其影响，也随之以不同的生理功能来适应。当气候变化太过或不及，或非其时而有其气，人体又不能适应其变化，就可能引起疾病。再如地理环境、饮食条件等因素的变化均可影响人体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和疾病的转归，因此中医非常重视因时、因地制宜的治疗法则。第三节立论于脏象学说祖国医学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仔细观察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征象，结合自然界一切事物的现象和变化，认为人体具有与自然界事物变化的类似规律，运用了古代哲学思想——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以“比拟”、“类推”等逻辑推理的方法和由脏→象→脏的方式，来说明自然界和人体，以及人体本身，一切对立统一的生理、病理现象，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有机联系，从而形成了祖国医学对机体整体统一的认识，创立了以藏象学说为核心的医学理论和具有独特风格的辩证论治的临床方法，又反复指导临床实践，不断地进行总结和发展，日臻完善，成为具有一套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和丰富多采的医疗方法的伟大的医学宝库。藏象学说，以脏腑经络为中心，认为脏腑经络之间的内在平衡协调，整体统一，是维持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主要基础，外在环境对机体所发生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改变脏腑经络之间的平衡协调状态反映出来。人体的健康，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转归，主要和脏腑经络的功能状态有密切的关系，并用这个理论指导着临床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脏象学说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个学说的形成，有它认识论的基础，首先是古代医学家对于人体解剖结构方面的知识，二是对生活着的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现象的观察，任何事物的本质，都要通过一定的现象表现出来。而任何现象又都是从某一方面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内脏活动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有诸于内必形诸于外”，因此，古代医生根据“脏居于内，象见于外”的理论，对人体在正常生理和反常病变情况下的内脏活动表现于外的各种现象进行了细致的观察，积累了许多有关脏腑活动规律的知识，如人们认识到心脏的搏动和脉搏的跳动基本上是一致的，从而运用脉诊的方法以候测内脏气血运行的情况，并得出了“心主血脉”的结论。又如根据天热时汗多尿少，天冷时汗少尿多的生理现象，得出了汗、尿同源的认识。由此可见，古代医生在对脏腑的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初步认识的基础上，结合长期的生活现象和医疗活动的观察，对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在认识上又有了发展和深化，并提出了“心主血脉”、“肺主气”、“肾主水”、“脑为髓海”、“胃为水谷之海”、“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等等理论，对脏象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脏象学认识上的第三个来源是古人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从许多病理现象治疗经验中，加以逐步总结提高，从而逐步认识到脏腑活动的一些规律。例如外界气候的突然变化，风寒侵犯了人体，便会出现发烧、怕冷、不出汗以及咳嗽、气急等症状，采用“发散”的方法治疗，观察到汗出以后，则寒热退，咳嗽也止，从而认识到体表皮毛与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本书前言前言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西医两种医学，无论在理论体系上或临床上，都各有自己的特点。“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原则，也是祖国医学临床方法的特点。所谓“辨证”，就是综合分析患者的症状和体征资料，以辨别疾病的证候。论治就是根据辨证的结果——证候，制订出相应的治疗原则和具体的治疗方法。祖国医学认为人体健康与疾病是相互矛盾着的两个方面，“证”的产生，标志着健康状态的反常，疾病的形成，也就是机体内外环境失去正常的关系。机体在健康状态时，其内部脏器之间的关系是处于相对恒定状态，机体内外之间的关系也处于相对统一之中，这就是中医理论所说的阴阳相对平衡，疾病状态的出现，也就是人体阴阳失去相对平衡，这时机体内脏功能失调，机体对周围环境的适应能力降低，在临床上就表现出一定的“证候”。“证”的产生是体内矛盾斗争过程的表现。矛盾的一方为致病因素及其导致的病理性损害；矛盾的另一方为抵抗损害的生理性防御措施，这种矛盾斗争的普遍性，中医概括为：“邪正相争”。在不同的病证，邪和正有不同的斗争形式，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双方在疾病过程中，不断斗争，不断变化，直至疾病恢复（转化为生理过程的矛盾）或死亡，斗争才算停止。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证候”的产生是“邪正相争”过程的表现，而阴阳失去平衡，是“证候”产生的根本原因。论治的内容极为丰富，单从药物治疗来说，就包括确定治法、选择方剂、使用药物等几个环节，因为药物的使用要根据一定的配伍原则以组成方剂。而方剂的使用必须以治法为指导。因此，“论治”的中心环节是确定正确的治法，如果拟定的治法是错误的，那选方、用药也就要发生错误了。辨证和论治是临床诊治疾病过程中密切联系的两个部分，即辨证是论治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辨证的目的和处理措施。所以辨证论治的过程是中医诊治疾病的全过程。例如患者主诉发热两天，并有怕冷、头痛、咽痛、口微渴等症状。查咽部充血，舌尖红，苔薄黄，脉浮数。辨证为“风热犯表症”，治法用“辛凉解表法”，方剂选“银翘散”，药物用银花、连翘、桔梗、薄荷、牛蒡子、豆豉等，这样，就把证候、治法、方剂、药物四者环环相扣，连贯起来。而辨证论治又是在中医生理、病理等基础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是中医学所称的“理、法、方、药”的完整体系。祖国医学中的证候概念与我们平时所说的症状概念是有区别的，症状只反映疾病个别、表面的现象，如头痛是一个症状，发热也是一个症状，它既不能说明疾病的原因，也不能说明疾病的性质，而证候则是对许多具体症状进行分析、综合后形成的概念，它概括了疾病的病因、发病部位、病理变化、邪正双方力量对比等各方面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疾病的本质，并且指出了治疗的方向。如一患者面色萎黄无华、消瘦、胃脘隐痛、遇寒加重、喜暖喜按、口吐清水、纳呆、大便稀薄、小便清长、舌淡、苔白润、脉沉迟无力。根据四诊得知：疾病的原因是饮食失节，脏俯受寒，病变部位在脾胃，病变性质属寒，正邪双方力量对比情况是邪盛正衰，属虚寒证。综合诊断应是：“脾胃虚寒”证，从而制定出治疗原则——温补脾胃（温中散寒）。又如“肝胆湿热蕴结”这个“证”，它说明病邪是湿热，病变部位在肝胆，病变性质为湿热蕴结不化，邪正斗争形势是邪气盛，而正气未虚的实证，指出治疗原则应该是清利肝胆湿热。再如：“脾虚泄泻”这个证，说明病变部位在脾，个体反应属虚，临床表现突出的症状是泄泻，病因可能是湿（“湿胜则濡泄”），从而指出治疗方向，应该是“健脾燥湿”。所以证不只是一个症状或一个综合病证，而是概括了产生疾病的各方面因素和条件。这些因素结合着不同体质而表现出各不相同的证候。中医的“证”与现代医学的“病”的概念也不同。由于中西医的理论体系不同，对疾病的认识方法是不一样的。西医对疾病的认识是建立在人体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及病原学的基础上的，它是根据病原、病理、典型症状及客观检查而形成疾病的概念。西医对疾病的认识从病原、病理的角度来说，比较确切具体，但容易孤立地看问题，而忽略人体的整体性。祖国医学认为疾病是人体阴阳偏盛偏衰的结果，所说的证，是机体对致病因子产生的一种主客观反映。中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深入研究正常人体和病原、病理。所以对疾病的病原、病理的认识，比较笼统。由此可见，中医的“辨证”和西医的“辨病”各有所长，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疾病的本质，但又都各有所短，表现在对疾病的认识上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临床上我们应把辨证和辨病结合起来，才能对疾病的认识更加全面而深刻。综上所述“辨证论治”既不同于西医的“辩病治疗”，又不同于“对症治疗”。中西医临床上，对同一种疾病，由于“证候”不同，治疗方法也就不同。如肺结核，见阴虚发热证，治以滋阴清热法；见肺脾两虚证，治以健脾补肺法等，这就叫做“同病异治”。而对不同的疾病，在病变过程中具有相同的“证候”，即可应用同一方法治疗。如再生障碍性贫血、哮喘、慢性肾炎三种疾病，若在病变过程中都同出现脾肾阳虚证，就可同样采用温补脾肾的方法治疗，这就叫做“异病同治”。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具体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特点。例如：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对数种不同的的疾病同一种方法治疗，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绝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它充分说明疾病本质中还存在着一个现代医学理论尚未认识的方面，揭示这个方面，即揭示这个异病同证可以同治的本质和普遍规律，将使我们对疾病本质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辨证论治”法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总结出来的方法，是中医理论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恰当地估价辨证论治的优缺点，将有助于辨证和辨病的有机结合，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辨证论治”的临床方法。辨证论治的优越性表现在有整体观念。中医辨证论治，从整体情况出发，着重人体内部及人体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重视调整整体功能的偏亢和不足，反对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看待和分析人体的疾病变化，防止脱离人而单纯去治病，或脱离整体而去治疗局部。针对性强：辨证论治既重视“正气”，也不忽略“病邪”；既着眼于环境的变化，又很注意外邪侵入人体后的影响；既注意病人的局部病变，也注意病人的全身表现；既重视在病理情况下，不同的机体反应性，又注意不同的脏腑感受性。并强调区别不同情况，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抓住每个病人的个体表现进行针对性的处理。能动的变化地认识疾病：辨证论治，一般都是在综合病人全身情况，作出总的概括和判断，得出“证”的概念之后，分别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当病人的表现发生了变化，把疾病看成是动的、变化的、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观点。辨证细致深入：以最常见的咳嗽为例，根据辨证论治可以分外感咳嗽和内伤咳嗽。外感咳嗽又有风寒咳嗽、风热咳嗽、燥热咳嗽、痰湿咳嗽等等。内伤咳嗽也有肺虚、脾虚、肾虚的不同，辨证中既分析了原因、病位，又分析了疾病的性质和疾病发生的原理，同时也包含了相应的治疗原则。抓住主要矛盾：辨证论治的优点还在于它能抓住疾病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只要其主要矛盾相同，就可以采取相同的治疗方法。例如“肝胆湿热蕴结”这个“证”，可以出现于多种疾病（如传染性肝炎、胆囊炎、胆石症等）。任何一种疾病只要表现为黄疸、胁痛、发热、口苦、便闭、尿赤、舌苔黄腻、脉弦数等症状，它的主要矛盾就是“肝胆湿热蕴结”，治法就基本相同，都可以用清利湿热的方法；反之，同一疾病，其主要矛盾不同，在治疗上也就各异。例如传染性肝炎，在转入慢性过程中，如表现为四肢困倦，胸腹胀闷，食欲不振，胁部隐痛，大便溏泻，舌质淡，舌苔白，脉象虚，其主要矛盾就不是肝胆湿热蕴结，而是肝脾同病，肝郁脾虚，治法就应随之而异，改用舒肝健脾的方法。所以，运用“辨证论治”的原则，不在于病的异同，而在于“证”的是否一致。各种不同的“证”有各种不同的治法这就是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这也是辨证论治的特点之一。诚然，如前所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辨证论治还不可能对疾病的本质作更深入和直接的观察，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首先，由于辨证论治偏重于疾病所表现的全身变化，着眼于机体对疾病的反映状态，而对疾病的局部病理过程，实质性损害情况，无法深入了解，虽然通过整体功能失衡的调整也同样能使局部病变恢复正常，但如果能使整体与局部治疗密切结合，疗效一定更高，疗程也必能缩短，以溃疡病为例，中医辨证有虚实寒热痰瘀等多种类型，治法亦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如再针对胃粘膜溃疡的这个病理特点，参用保护胃粘膜使局部溃疡加速愈合的药物（各地经验如合欢皮、象贝母、白及、海蛸、凤凰衣、象牙屑、乳香、没药等）疗效显著提高。又如传染性肝炎，根据辨证论治，用清利湿热疏肝理气等疗法，能取得一定疗效，如若结合辩病的知识，配合应用保肝治疗，疗效和转归应当更加理想。矽肺的治疗中，按照辨证论治，分成虚损、痰热、肺燥等三型，分别用补肺养阴、泻肺化痰、润肺止咳等法治疗，确能改善症状。但由于不能深入了解局部的病理损害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就限制了疗效的进一步提高，在结合辨病（矽尘结节）的认识下，配合消石软坚化结的药物，效果显著，临床上有基本治愈的。其次，辨证论治对具体的病原体、发病的原理和病理变化的认识，比较笼统抽象，不能完全说明疾病的本质，对诊断和治疗，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有时疾病的本质不完全通过“证”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可辨，或仅仅表现出一些假象，于是本质的病理变化也就易被掩盖忽视，造成误诊。例如直肠癌早期症状易与痢疾相混淆；又如溃疡病、胃癌，这是在同一脏器发生的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疾病，特别是早期，单从“辨证”是难以区分的，在治疗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我们知道症状和体征作为一个现象，是能够客观地反映出疾病的本质来的，因为现象和本质是有内有联系的，但由于人们认识的过程是有阶段性和逐步深入的，因而不可能从一些简单的现象中一下子抓住疾病的本质。这一方面说明中医学有分析地对待形形色色的症状和体征，在掌握了解疾病本质中的科学性，同时也说明了疾病内在的本质隐蔽的特性，又提出了进一步采用现代科学认识的必要。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现象和事物本质是合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正因为现象和本质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而又常常不易一下子被认识，所以根据长期临床实践而？lei=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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