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讨论中，最不易加以确定、也最具悠久历史的论题必定是有关现象与现象的根据——实在的关系问题。实在论的问题自哲学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提出来了，这一点可以从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直到德谟克里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或著作残篇中频频看到。对于所有的古代自然哲学家和大部分的近代自然科学家来说，发现因果律固然是科学的任务，但是要完成这个任务却必须首先建立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是：世界及其规律是真实存在着的。它们可能是从来就有的，也可能是上帝创性的，但它们无论如何不是人的感觉可以任意界定、并随着现象的变化而跟着变化的。大卫·休谟从哲学上给这个古老的信念以沉重的打击，恩斯特·马赫则以科学家的名义断言：存在着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深奥，不过就是我们经验到的那些要素及其不同的组合。这种现象主义到了20世纪似乎得到了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强有力的支持。千是，在本世纪的前半部分时间里，关于科学实在论的探讨被说成是过了时的残余形而上学。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指出过的，爱因斯坦这位本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是至死也不赞成现象主义的，因为这跟科学的基本宗旨-解释真实的世界——是不相容的，也跟科学家的基本行动纲领——探询宇宙自身的奥秘——是不相容的。尽管为了调解现象主义与本质主义（实在论）之间的对抗，曾经出现过搁置争议、只看结果的实用主义思潮，如工具主义、符号主义、操作主义等等，但是问题本身是回避不了的。5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当今，实在论以革新了的面貌重登科学哲学论坛并再次盛行起来，形而上学已不再是一个耻辱的字眼，其结果是出现了波普尔、亨普尔、夏佩尔等一大批科学实在论者。他们的哲学主张也许是没办法加以实际验证的，但是他们的理由却是站得住脚的，即：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断定（或假定）某种实在，总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脑海中不可排遣的形而上学动力，它引导或者驱使着科学家不断地探索和前进；尽管他可能怎么也达不到对实在的透彻了解，就像一个在云雾缭绕中不屈不挠地攀登高峰的人一样——即便已经登上了主峰，他也不一定知道。但是，在他的身后，却留下了为后人开拓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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