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外研究的重点基本上放在两极上，即第一世界的苏美和第三世界的亚非拉，研究前者主要是为了与之对抗；探讨后者是要建立反对世界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明确的政治目的也使研究本身偏重于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方面，对文化、经济和贸易的探究则退居次要地位。澳大利亚属于第二世界，当时与中国的关系又不密切，所以理所当然地落到了研究的聚焦点之外。出现的研究成果多属编译一类，停留于浅层次的概况介绍，且又零打碎敲，没有系统。研究力量分散单薄，难成气候。平民百姓对澳大利亚则更少关注。尽管就地理位置而言，澳洲比欧美更靠近中国，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遥远国度。对澳大利亚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并由急剧的双向变化所引发。一方面中国撇开了经济开放的大门，派遣了经过精心挑选的学者，深入澳大利亚高等学府，苦心孤诣地钻研澳大利亚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全方位地对有关知识领域进行了科班式的修炼。这批学者回国之后，犹如当年取经回国的玄奘，纷纷建立研究中心，集结队伍，营造气氛，脚踏实地开始了对澳大利亚的研究，并有多种成果问世。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对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归属也作了重新调整，把目光从欧美移向亚洲，越来越多地介入亚洲事务，甚至公开声称把自己的未来寄托于亚洲。而中华大地经济勃发所透出的魅力，更吸引了曾一度观望的澳大利亚投资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融入中国的经济大潮，在工业、农业、科技和教育等方面与中国携手合作。澳大利亚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了解澳大利亚。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光知道袋鼠和悉尼歌剧院，不希望止步于“骑在羊背上的国家”那种原始印象。现实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对澳大利亚研究，尤其是把探究的领域从前期的社会和文化研究扩展到对经济、贸易、科技和国家关系的审视，由务虚到务实，乃至虚实结合，使研究更为深入，也更具力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自1988年始每两年一次的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讨论会内容所发生的变化。1988年的第一届会议上宣读的文学论文之多，使人误以为这是一次澳大利亚文学研讨会。两年后的第二届会议的侧重点仍是文学，自1992年的第三届会议起才开始显出各个领域研究的平衡。以研究的深度而言，首届会议上尚可见到称不上论文的肤浅的介绍性文章，到了后来，不但此类东西渐次销声匿迹，而且还出现了不少为中外学者所称道的见解独特、颇有深度的论文。中国对澳大利亚研究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是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几年来，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一方面担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澳大利亚课程教学，另一方面积极从事研究活动，举办了国内首次怀特作品讨论会、第三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讨论会、澳中经济国际讨论会和澳大利亚书籍出版国际会议。此外，还出版了《澳大利亚文学史》、《澳大利亚文学论》、《澳大利亚文学选读》、《澳大利亚文化简论》、《澳大利亚历史》、《澳大利亚经济》、《当代澳大利亚社会》、《澳大利亚教育》等多部著作，撰写了有关论文五十余篇。现在我们又向广大读者推出这套“澳大利亚研究丛书”，内容包括《澳大利亚政治》、《澳大利亚贸易》、《中澳关系史》、《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等著作。我们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正是这种热情与慷慨，使这样一些不易出版的著作虽历尽波折，最后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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