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重点从现代人类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最具代表性文学思潮的历史文化心理、美学思想倾向及其文学艺术实验。下编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若干理论问题研究，重点从现代人类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最具典型意义的理论思想、审美追求及其艺术创新。本著作研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具体切入口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从西方一二千年以来的历史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与19世纪末以来的非历史理性主义文化趋向互为断裂、交错的文化现象入手，剖析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文化心理根源、价值观念意识；第二，从西方一二千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古典美学传统与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美学创新互为冲撞、渗透的美学现象入手，阐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追求、艺术实践。片断：西方文学从古希腊诞生伊始就一直在精神领域里担当着与历史理性相互补的价值理性功用，所以，我们可以把《圣经》中耶稣的那句话“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表述为“理性的归历史，感性的归文学”。同时，在西方源远流长的理性主义文化思想长河中，因为文学始终是以希腊神话和《圣经》所表达的历史观为基本出发点，所以它们担承价值理性功用时又始终依凭历史理性的支撑点；或者说，它们始终依凭历史进步作为其实践活动开展的舞台。在这个历史进步支撑着的文学实践舞台上，西方文学同时上演着源自奥林匹亚理智型传统的审美自由观照和源自奥尔弗斯激情型传统的审美自由沉醉。审美自由观照和审美自由沉醉分别经苏格拉底、柏拉图“知识与美德”合二而一和亚里士多德“求知与快感”源自天性的哲学理论洗礼，以及普罗提诺上帝光辉的神性沐浴，逐步延伸为希腊式人文文化精神和希伯来式人文文化精神传统。所以，在理性与感性。历史与人伦、现实与理想的二元对立矛盾里，西方文学的本质就是或者以认识二元永恒对立矛盾，或者以超越二元无情对立矛盾的审美方式实现其“认识必然”和“超越必然”的心灵自由象征。西方文学从神话中孕育而出后，又一直托庇神学、哲学而担当着阐释社会历史意蕴和人生道德理想的角色使命。所以，古希腊人认为诗人是接受缨斯恩宠吟诵歌唱，中世纪的人们用上帝替换了缨斯，他们把文学视为解读上帝旨意的象征寓言。17世纪笛卡儿以“我思故我在”将人的思维理性作为人性本质的同时，也就将文学从神、上帝延伸至社会巨大变迁所激活的人的理性思维。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思想文化运动进一步将诗、文学看作与人类自然情感、主观心灵自由密切相关的东西。神秘的神灵、上帝。理性开始蜕变为人的心灵自由创造。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应运从理论上说明了文学艺术为人类沟通必然与自由、理性与感性，从而实现人类心灵自由的本质。康德说：“正当地说来，人们只能把通过自由而产生的成品，这就是通过一意图，把他的诸行为筑基于理性之上，唤做艺术。”黑格尔认为文学艺术的本质目的就是人类普遍心灵自由寄寓于个别生活形象的审美观照和表现。所以，西方文学一直是在理性主义价值框架中扮演着赫尔墨斯角色，以此实现帮助人消解其心灵困惑，寄托其情感错综的审美自由。由此，西方传统意义里的“诗”总是和“思”紧密纠缠为一体，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思”又总是与传统的“知识”交织在一起，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又总是与神、理性可保证的“逻辑”或者经验。生活可证实的“事实”密切交织在一起。所以，西方传统的“诗”、文学总是运用透明、现整的语言话语传达清晰、明澈的思想意蕴。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传统西方人的“思”始终执著于逻辑的东西，实无异于处在一种“漂泊无根”的状态。他认为，在逻辑的东西下面，还有某种更深。更本真的根源。这种更深、更本真的根源就是现代人的“思”，也是现代人的“诗”。19世纪末至20世纪所发生的现代西方哲学、文学的价值论转向以及所引动的价值观转变和对语言符号的关注终于摇撼了理性主义的价值框架，使传统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通过相互的位移而推动了诗、文学与思、哲学在更深、更本真根源基础上的合二而一。西方哲学发展中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把整个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20世纪粗线条地概括为本体论阶段（l世纪以前）、认识论阶段（17世纪以后）、语言转向阶段（l9世纪末以后）。西方文学的发展也随之被牵动而发生着相应的微妙变易。我以为，语言转向终归只是人类认识方法论意义的转向，或者说只是人类认识论领域里的范式革命和轴心转换。真正发生在语言转向背后的哲学方向转换，或者说真正超越认识论范畴，并足以同本体论。认识论阶段形成相应性质的哲学方向转换是价值论转向。语言转向其实也就是西方哲学价值论转向所牵动下的认识论反响之一，尽管这种反响巨大得几乎遮盖了价值论转向本身的声音，但我们如果静心聆听，仍然能够辨析出现代西方哲学价值论转向的巨大回音，并从中感受到同样发生了价值论转向的诗、文学与思、哲学的美妙合奏。西方人最初的哲学主旨是探讨世界的本原以及人类的发生等本体论问题，其后是探讨人类如何认识世界和人生的认识论问题，再后则是探讨伦理道德和人生观等价值论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价值论转向开始于19世纪后期的人本主义哲学。叔本华哲学的最重要内涵就是人的自由和人生的意义等伦理问题。尼采则要建立一种研究生活和道德行为的“实践哲学”。帕格森要求直觉引导人们去追求彼岸世界。存在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哲学主要是一种与伦理学密切相关的本体论。新康德主义中的弗赖堡学派创始人文德尔班则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价值论的概念。他说：“哲学绝不能脱离价值的观念，它总是强烈地、明显地受到价值观念的认为哲学就是一般价值论。新黑格尔主义克罗齐认为不可能有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理论，而只能有对历史事件的主观评价。他宣布：“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现在的历史。”所以，克罗齐承认他的哲学与宗教有着同样的任务。实证主义者孔德认为知识的根本保证在于对人有用。实用主义者一再强调他们的哲学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实践哲学。新托马斯主义公开说他们的伦理学是“启示的伦理学”。文学价值论转向首先改变了文学的自由象征传统。认识必然的自由象征和超越必然的自由象征都被全新的价值论意义所代替。这种改变尤其在作为西方20世纪文学主流的现代主义文学世界中激起了波涛汹涌的浪花。其实，在20世纪初的所谓“迷惆的一代”作家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文学世界里，这种新的文学价值论意义的浪花就已经初泛涟漪，海明威作品中的硬汉人物，比如《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面对失败时的乐观自如，无疑就是这种新的文学价值论意义上的孤独自由歌唱者。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主人公始终不渝地为追寻自己失落的“金姑娘”梦幻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生命，他无疑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价值论意义上逆水行舟的孤独自由英雄。他们面对人生胜利或者失败的惟一选择就是坚守在自我主观的精神领域里，永远面带着甜美的笑容，追寻着绝妙的美梦。这种主观精神意义上的自由设定，已经预示着后来加缪所正式命名的“西结福斯”精神的问世。象征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比如约翰·沁的《骑马下海的人》则以几代人与大海相交的不幸命运，以及他们面对命运的达观态度延续了“迷惘的一代”中的孤独自由英雄所表达的乐天知命精神。存在主义文学更是凭其独特的艺术构想直接表现出西方文学价值论追求的彻底转向，它明目张胆地将人生意义从追问虚无荒诞的认识论转向了直面虚无荒诞的价值论。比如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就以“存在先于本质”的警示，号召人们决裂于制度性文化和“他人地狱”的羁缚，并凭自我的自由选择赋子世界人生以价值和意义。新小说派的文学创作通过对传统文学本体目的、创作内容、价值意义的消解，从认识论的前门扔掉了源自形而上学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外套，又通过对新型文学本体目的、创作内容、价值意义的文本建构，从价值论的后门把源自寻常人生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外套重新拾了回来。所以，新小说派文学与存在主义文学殊途同归，它把本属价值理性的文学真正还归了价值理性。他们甚至延伸了萨特“我写作故我存在”的文学意义设定，更以“我阅读故我存在”的价值创建赋予万千世界。芸芸众生以无限的自由。价值论转向同时引动了价值观念的转变。人类社会历史的矛盾形式可以概括性地表述为一串二元对立项：类一个体、必然一偶然。未来一现在、本质一现象、普遍一特殊等等。西方传统价值观念总是顺理成章地将二元对立项中的前项作为思考历史人生的价值依据，其要旨可以概括为：历史是人类进步的历史，它蕴含着无可置疑的必然性和指向未来的永恒性，它有权力为了必然的、类的未来而牺牲偶然的、个体现在。现代西方哲学价值论转向所引动的价值观念转变就是要颠覆这种二元对立项的传统规定。唯意志主义的许多代表人物都将哲学关注的焦点转向人的生命意志。柏格森的所谓生命冲动创造就是指个人生命意志的创造。存在主义更以研究个人的“存在”为中心。实证主义则将人类的知识和科学局限于现象（经验）范围。马赫主义比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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