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林，现任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政法学院历史学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中俄、中日关系史研究，出版专著《中苏经济贸易史》、《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细菌战》、《死亡工厂》等，译著多部，发表论文40余篇。TOP目录 序第一章 “特别输送”研究第一节 “特别输送”剖析第二节 “特别输送”实证研究与初步结论第二章白山黑水祭英魂——黑龙江省“特别输送”罪证调查第一节来自抗日家庭的李厚宾（彬）第二节抗联育英烈空冢悼忠魂——王明生及其家庭的悲壮历史第三节牺牲在细菌魔窟的兄弟俩——朱云岫与朱云彤第四节无辜受害的农民唐永金第五节来自黄河岸边的捕鱼人安鸿勋第六节反日情报站领导者桑元庆第七节饶河照相馆老板王乐甫第八节勇敢坚强的抗联交通员林向阳第九节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刘文秀第十节偶然发现的闻德清第三章齐鲁大地的呼唤——“特别输送”山东省受害者遗属调查第一节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年轻共产党员綦宪度第二节少小离家的国恩章第三节魂兮归来季兴田第四节掖县商人张汝成第五节刘文斗侄孙翘首盼望亲人的消息第六节董殿全之子珍藏的宝贵家谱第七节段家村的鞋匠段凤楼第八节改名易乡的任殿曾——任增殿第九节携手抗日一家人——李怀显与李福林第四章铁证现世间亲人知何处第一节“苏谍”原美臻揭秘第二节饭塚木材部的厨师张振起第三节狂放的“谍报员”苏介臣第四节“半截河”的老商人刘维平第五节独木河的“警佐”田立顺附录日本关东宪兵队与“特别输送”档案介绍一关东宪兵队沿革二关东宪兵队各分队、分遣队、分驻所设置三历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名单及在任时间四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侵华日军“特殊输送”档案简介五吉林省档案馆馆藏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有关档案介绍（节选）后记…… TOP书摘书摘朱云岫与哥哥朱云彤相继被捕，父亲朱宝田急得到处打听，在听说两个儿子都被“扔拘圈”之后一病不起，3天后便含恨去世。凹唐永金被捕的已与妻子离婚，与两个儿子相依为命。他被捕后两个儿子立刻变成了孤儿，只好一个跟着叔叔唐永和，一个过继给远房的伯父。安鸿勋原籍山东省利津县，1921年单身一人离家闯关东，来到黑龙江省虎林县（当时属吉林省）的小木河乡，后来又到虎头村，在乌苏里江边以打渔为业。妻子独自一人在老家含辛茹苦将独生儿子养大，在儿子20岁并娶了媳妇之后，于1941年夏带着儿子、儿媳千里迢迢来到虎头找安鸿勋。但是，一家人刚刚团聚7天，安鸿勋就突然被捕，从此再无踪影，他的妻儿遭受的打击有多么沉重！林向阳的死难给家人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林被捕时有二女一手，大女儿林霞只有9岁，最小的儿子出生刚6个月，沉重的担子落在了刚刚30岁的妻子孙兆峰身上，而且一挑至今。孙兆峰1915年生，现已年近九旬，身体状况不好。我们去她家访问时，她已经不能清楚完整地回忆当年的事，只是反复念叨“过年才3天他就叫人给抓走了，再也没见着面。我盼那盼的，到底也没盼回来。”由于儿子自幼患脑瘫，生活不能自理，现在已经56岁了，仍然靠风烛残年的老母亲照看，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后果至今仍然延续着。季兴田原籍山东掖县，只身一人到东北经商，1941年在鸡西被捕并被“特别输送”之后，家里人没了他的音信。他惟一的儿子季丕文奉母命两次出关，专程到东北寻找父亲未果。母子俩苦盼亲人归来，至死也不愿意相信亲人已不在人世。直到2000年，他的孙子们算计着祖父已经过了100岁，肯定已不在人世了，才在自家祖坟地给祖父修了一座空坟。此外还有李厚宾、王振达、朱云彤、刘文秀等人，家人都为他们修了空坟或衣冠冢，用以寄托哀思。以上所述仅仅是目前我们找到的20个受害者家庭，而这仅是全部受害者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打开他们当中每一个受害者家庭的历史，都是一幕幕悲剧，而这一切都是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统治和细菌战罪行造成的恶果。日军罪恶的细菌战残害了千万个中国人，而其阴影至今仍笼罩着千万个中国家庭。王明生的妹妹王秀清在接受我们访问时愤怒地说：“我恨日本鬼子恨它一辈子啊！”她的话代表了所有受害者遗属的心声。为已经忍受了半个世纪的惨痛的身心创伤，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力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总之，迄今为止的调查收获是重大的。在此之前，我们已知的细菌战人体实验人证只有敬兰芝、王亦兵等很少几例。而此次则是成批的发现，并且得到了广泛的相关历史背景资料，从而使我们对日军的细菌战罪行有了一系列新的认识，使我们对日军细菌战史的研究又深入一步。我们的调查证明：侵华日军细菌实验和细菌战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是掩盖不住的，在中国大地上仍然存在着大量活生生的铁一般的证据。我们将更广泛地继续调查下去，让更多的日军细菌战罪行大白于天下；让更多的细菌战被害者遗属得知亲人受害的真相；并以此来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暴行；驳斥否认细菌战罪行的种种言论；告慰众多死难同胞的在天之灵，警醒广大的中日两国人民。 后来，好像是腊月里，日本鬼子又去进剿了。我们这些孩子正枉屋里唱歌呢，唱的是抗联革命歌曲，忽然听着山上往下打枪，吓得我们就不敢唱了。不大一会儿就看见日本鬼子从山上下来了，把我们全都圈到外边，机关枪啥的都给支上了。然后翻译就问我们：“八路军哪里去了？”我们都说不知道，大人孩子都说不知道。就说我们是种地的。翻译说：“种地的八路军来了你们还不知道？”我们就是一句话：“我们啥也不知道。”跟我们在一块儿有一个老韩头，因为他有一把大刀片儿，就让鬼子给用刺刀挑死了。鬼子们在我们的住处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又把我们赶出来，说：“你们到底走不走？不走就拿机枪‘突突’你们！”后来那个翻译说话了，那个翻译还挺好，说“他们都是勃利县的种地的，让他们回勃利县种地去吧！”最后鬼子把房子都给点着了，赶上车就把我们给拉走了，拉到小五站就把我们扔下不管了。我们这些人没吃没喝，就在那里要了好几年饭。大约在勃利住了二年，我父亲、我大哥领着我们连干活带要饭地对付过。后来看总这样也不行，老家那边有房子还有地，就决定搬回去看看。结果回去一看，啥都没有了，房子、地都没有了。没办法只好租房子住。回到金家村后不久我二哥回来了，可他回来没几天还要走。我父亲为了栓住他的腿，就决定让他结婚。他和我二嫂早就定了婚，那时候不是都那样嘛。那时候他也就20多岁，在我父亲逼迫之下结了婚。媳妇是老金家的，叫金玉珍。可结了婚以后没几天他又走了。新婚的妻子也没在一起多住些日子，结婚不到一个月他就走了。我妈说：“唉，你看这还有治！”可是从这次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回来，再也没见着面，到死也没见着面。后来就听说他让宪兵队抓起来了，因为不招供就给扔狗圈害死了。现在你们来了，我们这才知道我二哥是让日本鬼子给送到哈尔滨七三一部队做细菌实验害死的，不知道他遭了多少罪。日本鬼子也太可恨了！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些可恶的日本鬼子，他们把咱们中国人害得太苦了！他们把我们一家人都害成啥样了！我大妹妹当年让日本鬼子追着跑的时候，因为她太小，两只脚10个脚指头都冻掉了，晚上疼得抱着脚哭啊！到现在只剩下两只秃脚掌，走路拐哒拐哒地，像裹了小脚似的。她比我小三岁，那时候也就十一二岁。我恨日本鬼子恨它一辈子啊。武装间谍戴玉珍他们一同来了二人，戴进屋叫另一个人在门外放哨，他进屋问每天捞多少鱼。王老七见这二人好似几天没吃饭，戴让给他们做饭，在做饭时戴作监视恐怕下毒药。戴吃完了以后才让扛大柁的吃，他们吃完了就走了。在这次王老七报告时非常害怕，以后又把黄姓叫来对证了一下情况，和王老七说的一样。以后半月多没报情报，我和川崎等十几个人正要去的时候，王老七又来报告戴玉珍自己来了，给了王老七他们一个大罐头，并说王老七他们的生活很好。王老七又问他说同志你们来来往往的不辛苦么，戴说辛苦也没办法，为了革命。王老七未答，戴又问你们几个人有无同江的人，王老七说都是饶河人没有同江人。戴文说是在黑河地方因为杀了人，家有父母妻子怕杀人偿命，冒险过江被苏联抓住了，经三思多日以后才参加革命。王老七说你家乡在我们这边，你不回去不行。这个情况我报告了山崎，川崎当时说你们七人可以给他下保证再不行就一齐动手抓他。在这以后过了一星期戴又来了，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真的有无把握，保持我生命，不回江东了（苏联境）。当时王老七来报告。我们有川崎、次野，还有两个兵长共去了五六个人。当时我们借饶河合作社的汽船去了，由王老七把戴的枪接过来了，我们把戴带回队，带回后宪兵队长指示川崎好好待他，不放在监狱里给好的吃。我和川崎问他潜伏在饶河街上的间谍，他说有三多照相馆王乐朴（甫）、于海、王海山、游击（记录者笔误，“游击”应为“优级”——作者注）小学校长孙锦良。以后将戴的材料呈东安本部，“书文所见”栏内是我和川崎的名字。我们提意见可以利用，但后来东安本部把戴玉珍要去了。过了二三天就把这几个人逮捕了，我和川崎大平宪兵捕的王乐朴，由他家捕的，也是我们捕的游击小学孙校长。王海山是同江人，在饶河街种菜的，是由宋翻译和丘山宪兵捕的。于海是特务机关的腿子，打的二号电报由东安宪兵本部给要的，也交到了我们的队部。逮捕后的第二天研究过堂，王乐朴由千田军曹和曹翻译审后交给我们了。我和川崎问的孙锦良，千田军曹调南囿由我和川崎接审王乐朴，经我们手灌了三次凉水，他才承认了，他说在1930年或1931年由苏联的流动间谍姜姓（和王乐朴是同辈弟兄）介绍参加间谍，提供日军满洲的情况，以及日本部队长的姓名、特务机关长的姓名等，以及给长官们照了相即多洗几张给他们等情况，收集完了交姜姓，和姓姜的联系的是谁王乐朴不知道。王又说做这工作只知道直接联系的人，别人不知道。经我们又问七、八天以后才完了。于海是由丘山他们问的，我和川崎又问孙锦良。在我提审时，我走在过道里，他求我救他。我教给他让他承认，并告诉他就说给苏联军调查日军的情况等，他说的有不对头时候，我就有意识地引导他，让他说些假情况，因为事先宪兵队说孙校长老实说可不杀。我爷爷的事情我知道一些，主要是听我父亲说的。我爷爷很早就离开老家去东北谋生。为什么只有我父亲这一个儿子？就是因为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爷爷就一个人去闯关东，再也没回来过，是我奶奶一个人把我父亲养大成人。那时候家里生活穷困，没办法就都去闯关东。我父亲长到十七八岁也去了东北，在沈阳的一个袜子工厂干活，解放以后才回来的。我爷爷在东北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清楚，听我父亲说好像是做什么小买卖；在东北什么地方也不太清楚，好像是走了不少地方，我奶奶说他最早去的地方是虎林，后来换了地方就不知道了。我父亲知道一些爷爷的情况，知道他是被日本人抓走了，罪名是“苏联交通员”，后来给杀害了，但详细的情况不知道。我父亲在他的有生之年一直想把我爷爷的事情搞清楚，可以说是想了一辈子，可一直也没搞清楚。有一个和我爷爷一起去东北的老乡，名字叫孙元兴，是本村的邻居，解放后从东北回来了。我父亲知道的一些情况基本上都是听他说的。他说当时他和我爷爷一起在鸡西做小买卖，亲眼看见我爷爷被日本人抓走了，听宪兵队的人说我爷爷是“苏联交通员”，后来听说我爷爷可能是让日本人给杀了。这个孙元兴也早去世了，我没有直接问过他，都是我父声听他说的。我爷爷在东北的时候是常和家里通信的，后来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家里也听到一些荒信，说我爷爷可能出事儿了。当时我父亲正在东北沈阳干活，听说以后就不顾一切地到黑龙江那边去找我爷爷。可是当时我父亲并不知道爷爷最后住在黑龙江什么地方，光知道原来在虎林县，到那儿以后问谁都不知道，结果什么消息也没打听到，白跑了一趟。但我父亲一直不死心，生前一直希望能知道我爷爷的下落或消息，甚至希望他还活着，还能见着面。我父亲文化水平不低，也很有能力，在工作和职务方面都能有很大发展。但是，他就是一门心思寻找我爷爷，一有机会就去东北打听寻找线索，别的心思全都没有，好几次上调和提升的机会都被他放弃了。他最后病重的时候还一再嘱咐我们兄弟，一定要继续想办法寻找爷爷的下落，就是死了也要把骨殖找回来安葬到祖坟里。我们兄弟也一直记着父亲的话，可直到你们来之前我们也没打听到一点消息。这不，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在老家聚会，我大哥提议说：“爷爷的下落看来是找不到了，他老人家就是当年没死在日本人手里，今年已经过了100岁，再长寿也该去世了。咱们别忘了父亲的嘱咐，得让爷爷魂归故里，在祖坟地给爷爷立个碑吧！”于是，就在去年春天，我们兄弟三个一起重新修整了祖母的墓，没有祖父的骨殖，只能写了个祖父的名讳与祖母合葬，新立了白色大理石的墓碑，在上面刻上祖父祖母的名字。今天你们来了我才知道确切的消息，原来我爷爷早在60年前就被日本人杀害了，而且是惨死在七三一细菌部队里。可惜我父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事实真相，还一直幻想着亲人活在世上。……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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