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五代会要》第八卷《经籍》条记载：显德二年（九五五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准敕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初见以上记载，自然容易产生后周显德二年（九五五年）《经典释文》三十卷已经详校雕印的印象，但是如果把它和《玉海》的记载联系起来並认真地加以推敲便会感到疑点重重。当时校勘雕印完成的究竟是三十卷足本还是其中的一部分？李致忠先生撰《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十四）》⑺认为五代雕印的《经典释文》是该书“最早的刻本”。“北宋初年《经典释文》经过校勘之后再次刊板印行。这应该是《经典释文》的次早刻本。可惜，五代刻本、宋初刻本均久已失传，不复可见。此后，随着儒家经典的整理，注疏和雕印，《经典释文》也多次版行”。如果说这种说法比较笼统，没有把足本和其他本子分开的话，曹之先生撰《中国古籍版本学》⑧则明确断定《经典释文》三十卷的雕版印刷始于九五五年，並完成于九五九年。这是否正确地反映了《经典释文》的雕印历史恐怕是值得商搉的。为了深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讓我们试把《玉海》卷第四十三的若干记载摘录如下：（1）“唐石经，后唐九经刻板”条：显德二年（九五五年）二月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印，命张昭、田敏详校。（2）“开宝校释文”条：周显德中二年（九五五年）二月诏刻《序录》、《易》、《书》、《周礼》、《仪礼》四经释文，皆田敏、尹拙、聂崇义校勘。自是相继校勘《礼记》、《三传》、《毛诗》音並拙等校勘。建隆三年（北宋、九六二年）判监崔颂等上新校《礼记》释文。开宝五年（九七二年）判监陈鄂与姜融等四人校《孝经》、《论语》、《尔雅》释文上之。二月李昉知制诰。李穆、扈蒙校定《尚书》释文。德明释文用《古文尚书》，命判监周惟简与陈鄂重修定，诏並刻板颁行。咸平二年（九九九年）十月十六日直讲孙奭请摹印《古文尚书》音义与新定释文並行，从之。是书周显德六年（九五九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古文並书刻板。景德二年（一○○五年）二月甲辰，命孙奭、杜镐校定《庄子》释文。（3）“景德校诸子”条：咸平六年（一○○三年）四月命杜镐等校《道德经》，六月毕，景德二年（一○○五年）二月甲辰，校定《庄子》並以释文三卷镂板，后又命李宗谔等雠校《庄子》序。后记：本书是在以日文写成並于去年年底在日本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获得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除个别篇章外，正式改写工作始于今年六月。当本书出版之际，谨向多年来曾经给笔者予精心指导的伊藤漱平教授、池田知久教授以及曾以各种形式给笔者予指导和帮助的其他中日两国老师、前辈致以衷心的感谢。向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种种方便条件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天理大学图书馆、二松学舍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东京大学文学部汉籍中心、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综合图书馆等有关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向给笔者提供了宝贵奖学金的日本东华文化交流财团、日本国际教育协会、二松学舍大学以及对笔者的研究一向寄予关心並提供无私援助的许多友人、熟人致以由衷的谢忱。向今年八十有五高龄、经常鼓励笔者钻研学问的老母以及全力支持笔者完成研究任务的内子致以深切的感谢。一九九五年九月笔者于东京都寓所后记中提到的一向对笔者的研究多有鼓励的老母何任娇，广东新会人，世居南洋，热爱中华文化，不幸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走究了人生的旅程，未及见本书出版。特此补记以示深切的怀念和哀悼。一九九六年二月笔者于东京都寓所前几天，伊藤漱平老师给笔者寄来发表在1998年第4期《中国语文》雜志上的孙玉文先生撰《〈经典释文＞成书年代新考》一文。该文主要论证了《经典释文》不是成书于入隋之前。这一观点和笔者于1995年3月发表在日本二松学舍大学《人文论丛》第五十四辑上的《＜经典释文＞の成立·校勘及ひ雕版な巡ふ诸问题ぃつぃて》（1994年7月曾先在第69次二松学舍大学人文学会上口头发表。现已收入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二节等处）一文，对《经典释文》成书于陈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并认为不能排除该书完成于入隋以后的看法的方向是一致的。今读孙文，又有一些新的感受和认识。不过，本书的核稿工作已经结束，限于篇幅和烦琐，只好留待今后另文记述了。一九九八年九月笔者于松户市寓所本书前言一九八九年秋冬，我应邀访问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在讲《尚书》时，有几位来自大陆和台湾的中国留学生，和日本博士生一道，都很用心倾听，悉心提问。经过一段时期相处，发觉这些青年都是向学情殷，且于其专业都各有所长，各有所得，的确为“后生可畏”的一个英才群体。其中有一位出生于印尼、后归国服务于大陆对外文化交流部门有年的黄华珍君，每次提问，我发觉他都不是膚泛地提，而是对问题有所辨析后提问其关键之点，或历来聚讼之点，我就觉得此君好学深思，已具有功底，非寻常者可比。时东京大学主持接待我的，正是他的导师，掌管中国哲学室的中国哲学专家，曾以其几部著作相赠的池田知久教授，为我称道诸博士生时，于黄君多所嘉许。而且当我学术访问约四个月时间里，承他指定黄君多所照顾、协助，过往就较多。其时我又应邀两次至二松学舍大学讲学，承校长伊藤漱平教授热情接待，投分颇深。别后还承以其所为清新俊逸的汉诗寄示，益见其对中国文学的深入。后来始知黄君转入二松继续攻读学位，又获得这位深于中国学术的伊藤教授为其导师。而池田知久教授亦至二松兼课。在这两位名师指导之下，黄君的研究工作日益深入、日益精进。一别五、六年，于去秋获悉黄君论文经过长期研析之后已经完成，荣获日本很难获得的博士学位。然后黄君又以数月之力将原用日文写的论文改用中文加以删补写成本书，就更见充实精确，成为《庄子》研究中别开生面的一部佳作。首先是治学方法上的谨严缜密，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朴学精神，特别是清代朴学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又吸收了日本学者最擅长的善于广泛全面钜细不遗地搜集各种资料加以系统化研析的细致功夫。当然也有客观条件，日本藏书丰富，可以就各个问题获得应有尽有的资料，所以纔成此从版本下手善于运用比勘、校订、类推、综覈等研治方法写成的佳作。通过对《庄子音义》的研究，终于获得对《庄子》原书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实质性认识，是本书最大的成就。全书内容方面，据我初步的瞭解，最可称道的有下列诸项。对《庄子音义》的母体《经典释文》及其作者陆德明作了扼要的考论。指出《释文》创始于南朝陈时，並引一些学者意见以为可能完成于隋时。但又以为“该书始撰于陈时是无可怀疑的，不过关于成书的时间，至今我们並没有掌握可靠的资料，因此也就很难下结论。以《经典释文》的规模、内容以及当时的著书条件推测，该书恐怕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这是很切实际的审慎的意见。因而又引严灵锋“可能成于李唐之前或入唐后加以修订”之说，认为“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一看法也是稳妥的。但未引《崇文总目》有“德明为唐国子博士时增损成书”之说，其实足为此说印证。而后论定“陆氏所撰《经典释文》具有鲜明的南学特徵”。並引了一些学者的不同看法，以为“很难证明陆氏入隋以后就不可能按其原来的南学风格继续完成该书的编写工作”。亦是确论。其实陆氏的南学特徵，亦为隋代统一经学以南学为主的结果。这亦足证明其书必成于隋后。而更主要的表现在《经典释文》的总的学术方面的南学精神，即列入《老子》、《庄子》而不列入《孟子》，这是南朝盛倡玄学，《老》、《庄》成了重要经典，与北方“绝不言玄”的学术迥然異趣，纔致如此。作者指出这“是六朝隋唐时代学术思潮的反映”。这又是确论，所以和《老子》书一样，《庄子音义》成了《释文》中重要的一部。对《庄子》本书的考论尤多胜义。作者通过对《庄子音义》的南宋三个刊本（北图、天理二南宋本及《续古逸丛书》所据南宋与北宋的合併本）的比勘研究，以及另一徐邈《音义》的敦煌写本，运用朴实无华的细针密缕的而又最现代化处理资料信息的研究手段，得出许多有关《庄子》本书的精到认识。举其要者：作者认为《庄子音义》可能是解决《庄子》原书的钥匙。从而论定《庄子》不是由一人一时写成的，当成于战国末期至汉初。有人认为《庄子》代表奴隶主阶级意识，又有人以为书中若干篇是伪作，他都认为不能苟同。《庄子》书作者非常接近平民百姓，对下层人民生活比较瞭解。其书是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充满了中国哲人的思想光辉及生活智慧。其中许多积极的东西至今仍有指导意义。而通常认为书中“内篇”是庄子自著，“外篇”、“雜篇”是庄周门人或其后人所作。作者认为此说並没有可靠的證据。相反，内篇有可能混进了新的东西，外雜篇也可能雜有较古老的内容。总之，《庄子》是由复数作者分别写成，后来才被整理汇集成书的。至于内、外、雜篇的区分与被整理汇集成书，作者认为因于汉代存在着将典籍汇编而又分为内外篇的风气，如《晏子春秋》分内篇、外篇，《淮南子》亦分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则《庄子》分内、外、杂篇，当是此风气下刘向整理汇集《庄子》时所分。因《史记》但云庄周“著书十余万言”，当是些具有很多差異和重复並且雜乱的文字，刘向删其重复，用把相同或类似的文章集中一篇篇名之下的方法整理成书，並区分为内、外、雜篇，而后《庄子》获以传世。《庄子》的篇数，《汉书.艺文志》载明“《庄子》五十二篇”，当即刘向所编定之数。然今所见通行本为三十三篇。作者对此作了考订。先引《释文.序录》载司马彪注五十二篇（内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高诱注《吕氏春秋·必己篇》亦言五十二篇，皆与《汉志》合。知刘向所分篇数保存在司马彪本中。《序录》又载崔譔注二十七篇（内七、外二十），向秀注二十六或二十七篇（亦无雜篇），郭象注三十三篇（内七、外十五、雜十一），还及其他注者共九家。然后知今本之为三十三篇及内七、外十五、雜十一皆由郭象本来，其关键就在陆氏《庄子音义》承用郭象本，后世遂通行陆氏所用郭象本之数。作者因而就时代流向标出了《庄子》篇数的变化过程：十余万言（战国至西汉）→五十二篇本（西汉后期至西晋通行本，司马彪加注传至唐初，后佚）→二十七篇本（西晋崔譔、向秀删注，似传至唐初，后佚）→三十三篇本（西晋郭象编定，传至今）。这就对《庄子》一书的流传过程一目瞭然了。作者又指出，五十二篇与三十三篇本在范围方面无大悬殊，不过郭象在编辑整理过程中，三十三篇本打破五十二篇本原有的构造，部分篇章或被删除而其内容往往被保留合併到三十三篇中了。这就是现存三十三篇本的来源脉络。作者通过《庄子音义》所引各家注的研究，对诸本内、外、雜诸篇的承传关系获得瞭解。二十七篇本、三十三篇本的内篇，保持了五十二篇本内篇的原貌。但外、雜篇情况较复杂，至今还不太明瞭外、雜篇的区分标准。二十七篇本只有外篇二十篇而无杂篇，但它取自五十二篇本的外篇和雜篇，后又分散入三十三篇本的外篇和雜篇，而与五十二篇本的外、雜篇有相当大的不同。以上内篇和外、雜篇情况的显異，作者认为是这次考察和分析得出的重要结论。由于外、雜篇所见有两种情况，即《庄子音义》各篇所引各家注，凡崔、向注与司马注齐备者，《庄子》该篇文章结构也比较井然。而二者不齐备时，文章结构也雜然。作者以为这两种情况显与《庄子》书篇结构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以为，如果没有出现崔、向注的篇，可推论为崔、向二十七篇本没有的篇，而这在司马五十二篇本有之，就可循此管窥司马注五十二篇本的原貌原容。这是武内义雄採用过的方法，作者这次研究调查进行得更细密更全面，即是把崔、向注和司马彪注之间的差異作为线索，以探研《庄子》五十二篇的原型。而《庄子》书的原文也是判断的根据之一。这样，作者作了缜密的、细緻的、工程浩大的比勘、考校、科学分析、逻辑覈论的工作，终于尝试恢复了五十二篇的全部篇名。当然，这只是恢复汉代所编定的《庄子》原貌的探索性成果，作者必仍将继续钻研前进，精益求精。而这是本书最主要的成续所在，终当推为作者长期辛苦研究所获得的朴实可观的学术成就，因而是难能可贵的。除上述几项主要成就外，书中到处胜义纷陈，在此无法枚举，现约举一二。如由《经典释文》作为早期进入日本的汉籍之一，可管窥中日两国图书交流历史，並促使和刻本的出现，对日本汉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又如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採录了汉魏及六朝的音切及训诂总计达二百三十余家，其《庄子音义》是由陆德明自注、诸家注及引用书三部分组成，除少数不属于《庄子》专注的汉魏人之说外，主要採用的是六朝人的《庄子》专注，约略达一、二十家。这正是六朝时代盛倡玄学、因而《庄子》研究大盛的实际情况的反映，体现了时代精神。这些见解都是重要的。本书作者现正处于盛年，其成就已卓卓如此。今又受聘在日本的大学执教，知作者必将善于利用其良好的学术环境，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料，继续精进，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将不断有巨著问世，是可断言的。刘起釪1996年10月于北京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