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论及的悲剧作品，较任何一部悲剧论著为多，都是作者广泛挖掘所得，只要认真一读，就会感到许多面生的作品迎面而来，而对晚清悲剧作品的挖掘，尤为可观。从这一点看，其资料价值，绝不可没。而更显作者的真知灼见的，则是对学术上众多问题的细微辨析。例如驳“宗教和悲剧是相反对的”、“宗教使悲剧走向了衰亡的观点；第四章论析《张协状元》时，对周贻白、钱南扬关于“张协拒娶王胜花”的观点进行了辨驳，合情合理；第五章关于元人“四大悲剧”和《疏者下船》、《东窗事犯》、《绯衣梦》的评析以及元人悲剧“苦境”的创造和中西方悲剧理论的比较、对《琵琶记》“三逼”、“三辞”、“三不从”的理解，等等，都有新见，令人一新耳目；第六章给《牡丹亭》的定性，颇有说服力。1980年春夏之交，我们在广州讨论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篇目时，曾邀请张庚、郭汉城、俞林三位先生参加，在讨论会上，《牡丹亭》定性问题争论最为热烈，以汉城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力主喜剧说，以季思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力主悲剧说。因为他们都是戏曲研究界的著名权威和前辈，后学不便仲裁，故悲、喜二集中均未入选，只在悲剧集的编后记中作了简要说明。后来郭汉城先生将它定为悲喜剧，收入他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在《前言》中有近千字的论述与说明。建文则把它定为悲剧，虽然此前有季思先生的发言和赵景深先生《（牡丹亭>是悲剧》的文章（《中国古典悲剧喜剧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建文将其定为“爱情悲剧”，是从作品的主角杜丽娘的悲剧主色调着眼的，尽管该剧不乏喜剧性因素，但这“是中国古典戏曲惯常‘插科打诨’、巧于团圆的俗套所使然。”他引用茅暎的话“梦而死也，能雪有情之涕；死而生也，顿破沉痛之颜”，认为，汤显祖，对剧中悲情”能“始终如一的把握”并有“深切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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