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全四册 插图本）

　　该书共四卷，自先秦苏州文学一直“通”到现代苏州文学，凡150余万字。书中还精选了各类具有很高的文献、文物价值的插图一百张。此书可说是1932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面世以来，第一部标明“插图本”而又凸显地方性的文学史皇皇巨著。 从春秋时代吴国建城以来，苏州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文人才子辈出，文化积淀深厚，要比较全面、深入而系统地反映这一悠久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学历程，是很有难度的。而《通史》直面难题，能高屋建瓴，从文学史方法论的更新、开拓入手，既从宏观上、又从微观上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这种尝试是有益的。仅从文学史方法论的角度看，这部专著的创新意义和价值取向，已远远跨越了苏州的地域、文学的范围…… 首先，该书首创了苏州作家和苏州作品两个系列双线交叉、互补共进的史学结构。从历史上看，苏州籍作家不断走向全国，非苏州籍作家又不断流向苏州，情况错综而复杂。为了很好反映这种频繁的双向流动，该书比较科学地厘定了“苏州作家”和“苏州作品”这两个重要概念。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编者将唐代在宦游时写了不少苏州作品的三位苏州诗太守——非苏州籍的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列为苏州作家；而对非苏州籍作家所写、又对苏州颇有影响的名篇佳作也广为采掇，按朝代有序地编为苏州作品系列。这种不见于一般文学史的作品系列，其中除每个历史时段均辟有“名篇佳作情满姑苏”专节外，还有“唐代诗人咏虎丘”、“《枫桥夜泊》及其接受史”、“唐代诗文聚焦下的草圣张旭”、“吴会风流：宋词与苏州”、“元曲中的‘天堂’苏州掠影”等很有特色的专节。《通史》这种作家、作品双线交叉而以作家系列为主的逻辑结构，这种立足史实，尊重史实，敢于打破文学史既定模式的创意与整合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其次，该书又锐意于边缘文学处女地的开拓，这更应说是一大创获。在历史上，苏州的文坛艺苑极为欣荣。宋明以来，文学、园林、绘画、戏曲等先后在全国领先；与此相应，更出现了文士云蒸、名家辈出的文化现象。如在明代，“吴中四杰”、“吴中四才子”、“吴门画派”、戏曲的“吴江派”等，或同时相交，或彼伏此起……他们都是多才多艺、文采风流的士人集群；而吴门画派一代代的传人们，也多工诗、书、画三绝，形成了绵延相传的“才子家族”；不少戏曲家也大抵是博综众艺，有些又是造园家……据此，《通史》在全国率先将边缘文学纳入文学史的视野，点面结合地体现了文学与戏曲、园林、绘画、书法、评弹等艺术的共时性交叉，具体地说，是首次将园记、咏园诗、题画诗乃至楹联这类最微型的文学样式等等，引进文学史的学术框架，开创了交叉文学史的先例。例如“吴门画派诗文”一章，就让人看到了为书画之名所掩的沈周、唐伯虎、文徵明、祝允明，看到了他们是如何萃诗文书画于一身而开辟文学新境的。 《通史》不但注意文学与多门艺术的横向交叉，而且还注意对苏州文学进行历时性的纵向开掘，梳理苏州作家、作品的来龙去脉，如对张继的《枫桥夜泊》、白居易的《忆江南》以及冯梦龙的通俗文学等，都辟有专节探究其接受史、影响史乃至生成史，至于不列专节的接受史，更比比皆是，其中好些论述，颇有发人之所未发的独见之明。《通史》这种纵横交错，时空相织的建构，无疑也具有文学史方法论的意义。接受美学创始人之一的姚斯曾指出，“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不但从生产主体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此话虽矫枉过正，但有其合理性。《通史》以接受美学等新学科来更新文学史方法论，这种尝试对学术研究也颇有裨益。 该书又体现了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三位一体而以文学史为主的有机构成。一般说来，文艺学包括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鉴赏批评三个组成部分，而这三者总是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的。但目前较多的文学史专著往往只是单一的史学叙述，不是缺少理论色彩，就是趋于简略的评介，缺少有重点的、具体而细致深入的鉴赏分析。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指出，“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 苏州是文艺极为繁荣的历史名城、山水园林清嘉秀丽的旅游胜地，《通史》根据这一地区的文学史实，总结出与世推移律、江山助思律、景咏相生律、共鸣接受律、横向交叉律、合群功能律、迭用刚柔律、美善育秀律等八大规律。这种独特的发现，不但大多具有普遍的共性，而且又是从苏州文学特殊的历史实践中来，有血有肉地带着鲜明的地方个性。如景咏相生律，揭示了“文章藉山水而发，山水得文章而传”的美学原理，而且它是从苏州虎丘、枫桥、沧浪亭等众多山水名胜园林的景与咏互动增殖的历史中概括出来的；而合群功能律，既概括了苏州文学史上包括吴门画派在内的流派社团的成功经验，又对孔子“兴观群怨”说中的“群”字作了独创性的阐释，这是对文艺功能论极有价值的补充；迭用刚柔律，辩证地概括了苏州文学主导风格的节律性反复；美善育秀律，则又探讨了苏州为什么历来人才辈出，如云兴霞蔚，这也是人才学亟待探究的课题。对文学发展历史规律的总结，是研究文学史的重要目的之一，而某些文学史专著却忽视了这一点。《通史》强化了这方面的内容，也就强化了自身的理论深度和史学创见。 《通史》是史赏（析）交融。如对于作为兵家圣典和散文名著的《孙子》，从识见立意的高卓精深、议论逻辑的谨严连贯、一泻千里的气势美、拟诸形容以象其物宜、用字之妙与诗性显现等层面作了多视角的评论赏析，并首次把《孙子》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相提并论，将其推上先秦散文史“百家争鸣”的舞台。而陆文夫以刻画苏州世风民情的小巷文学享誉当今文坛，《通史》从吴文化的独特视角切入，解剖其执著的表现、宽容的批判、细腻的雕琢、幽默的情趣以及民俗的意识，给人以深永的品味。总之，以别具只眼的解读视角提供充裕的赏析性和品味量，是《通史》的又一特色。 《通史》对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启示还在于：文学与文化的概念虽然层级不同，但编者却善于让二者互为表里，相与交叉，从而使《通史》成为一部既有文化广度，又有新意和深度的地方性大文学史。文化学和历史学通过文学而交叉渗透，这是《通史》在文学史方法论方面又一成功尝试。 当然，由于市级地方文学史至今尚无先例可供借鉴，因而不免有所不足。如对苏州籍作家的某些非苏州作品论析多了些，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冲淡“吴味”。不过，从总体上看，这是瑕不掩瑜的。

　　范培松，1943年生，本科学历，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苏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著作有：《中国现代散文史》、《中国散文批评史》（20世纪）、《散文天地》、《散文写作教程》、《报告文学春秋》等，主编《苏州文学通史》、《中国散文通典》、《写作教程》、《文学写作教程》、《写作艺术示例》等。另发表散文100余篇。论著和作品多次获国家或省部级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