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

　　译林出版社最近推出伯林的《自由论》是享誉学界的《自由四论》的修订扩充版，原版只在海外翻译发行，其中脍炙人口的“两种自由概念”曾在《公共论丛》上刊载。对于中国大陆许多学者和读者而言，只是久闻伯林的大名而难于探究他的思想。现在，人们终于可以一睹这位名声远扬的思想家的真面目了。伯林的名气为什么那么大，他对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如果要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他深刻地揭示了“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区分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概念。伯林哲学思想的背景有三层底色，第一是他的犹太人出身，第二是他对俄罗斯文化、历史和现代苦难的理解，第三是他在牛津大学所受的英国哲学训练。他成年后始终过着风平浪静甚至养尊处优的生活，他坦言，他的快乐来自浅薄，他总是生活在表层上。当然，从他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内心深处向往暴风骤雨，他尊崇的是反叛的，敢于向世界和历史挑战的人物。伯林对自由的分析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思想学术界对自由的讨论，而他的思想则是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贡斯当那里。在他看来，自由有两种核心含义，一种是不被干预、不受强制，是“免于……”的自由，即消极自由；另一种是“去做……”的自由，即积极自由。从逻辑上看，一个人不受阻止地作出选择与自己支配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是相距不远的事情，是同一种情况的两个方面，但伯林指出，从历史上看，这两个观念往往导致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迥然不同的结果。“我是我自己的主人”这句话初看起来是自明之理，但经过哲学家的发挥就容易大大离开原意。比如有人认为，当下的自我并非真正的我，“小我”是“大我”的派生物，因此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才是真正的自我实现。还有人认为，自我容易受蒙蔽，比如不正确的思想会影响人甚至毒害人，这时某个精神导师的教诲，某个先进思想的代表才能昭示真理，指明正确的道路。而历史，尤其是20世纪的历史表明，这种思路往往以自由始，以奴役终。伯林对“自由”所作的概念分析，实际上折射了他对历史的感悟和思考。

　　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汀等参与了普通语言哲学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概念与范畴》（1958）、《自由四论》（1969）、《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