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在人们看来本为平常的说法，经杂文家一分析，竟是无法回答的问题。如大家经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邵先生曰：“其前提须是在法律面前，我们面对的是法律吗？”关于教育，许多人赞扬“希望工程”，邵先生问：“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吗？”对于关乎人命的“可杀可不杀”，邵先生说：“这一命题本身就包含了极大的随意性，不是基于某行为主体是否犯了依法该杀之罪，而是取决于其罪行以外诸多因素的考虑。”对说假话问题，邵先生说：“毛泽东多年前就言之谆谆，说‘假话一定不可讲’，但后来竟一度闹到全党全民全国说假话，至今后遗症不绝。”此等杂文，教人读来没有一点儿轻松之感，却又放不下，要一口气读完。那篇《不再作反腐文章》，我反复读了好几遍。他说：我在1980年写过一篇《论贪污与反贪污》，至今已整整10年。把这10年来我所写的有关反贪污的文字加在一起，大约也够编成一本书了。可是有什么用处呢？文章的最后一句为：“今后不想再说了。”这样的话，读了不惟使人沉痛，而且有些悲哀了。事实上，他还是要说，不说便不是邵燕祥了。这不，10来年后，又有一篇《开一个反贪大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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