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庵文史续录

　　本书是作者继《曙庵文史杂著》之后于92岁时编定的又一部文集。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中编收录各类文章56篇。内容涉及历史研究、古籍整理、学术思想等诸多方面，下编收录《陇游日记》，是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顾颉纲先生考察甘肃、青海、宁夏等地教育情况的实录。作者自述：《曙庵文史杂著》集结于1988年，重订于1993年，至1997年始得成书问世。到本世纪初，前后积累者又达数十篇，于是有作续集之企划，除近十余年来所作者外，旧作而未及收集者，亦择要收纳之，分为上、中二编。下编则为20世纪30年代之旧作，所记为旅行于陇右地区之见闻，故独存之于一编。署日《曙庵文史续录》，略示前后相关之意云。清初学者顾亭林有名言，“文须有益于天下”。顾氏颇能实践其言，故其著作为世人所重。然时移世异，时代已有所不同，彼时所重者，或为今日所轻；彼时所轻者，或为今日所重，然须有益于天下，为不可移易之原则。文章如何能有益于天下？曰实事求是，不作空言，不作伪论，一切从实际出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其文虽杂，而不失为有益，如斯而已矣。所谓时移世异者，经学为传统学术核心，五四运动后，经学已失其固有地位，而与经学相关之经书，始有再评价之机会。原来经书确为古代流传下来之文字记录，其学术价值无可代替者，由于历代经学家之曲解附会，掩失其本来面目，经过再评价，消除附会曲解之假象，从而可以窥见古代社会文化发展之真相，是史家所努力追求者。而某些治学者，轻信经书，以致陷于常识性谬误。如《尚书》有《今文书》与《古文书》之分，而同处于计三经注疏》中，《今文书》真，《古文书》伪，清代学者已作出结论，为学术界之常识。而现代某些人之论文，或以《古文书》与《今文书》同样看待，用以证史。又如《尚书正义》为解释《尚书》本文与注文之专书，是一部书名，有人竟写成《尚书·正义》，似“正义”为《尚书》之篇名。于是常识性谬误转成为学术性问题。这类情况，不能不引起重视，在本集中有些批评性文章，即因此义而发。《尚书》本为古代史官直接记言之书，其后非直接记言之书或亦混合编人，秦代焚书，《尚书》惟收藏于官府，遂告绝世。幸秦朝主管《尚书》之博士伏生，私下保存一部分，汉初征求遗书，惟有伏生所传二十八篇，用当时流行之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所谓《今文尚书》真者，仅示其为伏生所传之书，衡以史官直接记言之例，其中颇有为后人窜入者。如《禹贡》一篇，向来视为大禹治水成功后所作之记录，为夏代之直接文献。经多方认真分析研究，可以判定其文为战国时人所作，反映着战国时期之自然地理形势及某种政治设想，在我国历史地理学科中，居极重要之地位，是亦即对《寓贡》一篇再评价之结果。古籍再评价问题，既十分迫切，又比较细致复杂，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应列为重点研究项目。在古籍中，史书为仅次于经书者。所谓甘四史，亦称正史，实际上只能作为史料看待，通过切实的分析研究，从而了解古代人民，自原始性的社会文化，逐渐发展提高，其间又多次发生与其他民族间的接触，经过曲折发展，终于有今日之成就与地位。就治史者而言，了解史实应为起码的条件，要善于读书，文字句读必须符合原书之本义。近有某出版社编印之史学名著，王国维之《观堂集林》，有一处讲到清朝的国史，“其书体例如《古正史通》，列朝为一书”。细察之，应为“其书体例如古正史，通列朝为一书”。《观堂集林》原书不断句，整理者妄加标点，遂成此误。这样低级性的问题，竟出现在正式的书版上，应引起高度的重视，不能以为是常识性的问题而轻易置之。我国古代史，源远流长，而可称为信史者，惟上溯到夏商周三代，以上则视为禁区。旧有三皇五帝之传说，自新的史学观出现后，旧传说皆被扫除，而真实的历史则未能指明，于是一般的态度为置之不顾，惟致力于地下发掘。地下出土者皆为古人遗留之实物，为说明古代文化发展最可依据之资料，其最大弱点，在实际的名称，如人名、地名、物名、制度、习俗等，一切专名、通名，皆不可知，必须指名时，只能使用现代名称，如元谋人、北京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而纸面上的资料，是有可能解决这类问题的。本书上、中二编皆本斯旨而作，上编所论者，自评议《古史辨》学派始，从分析古代传说中，指出我国史前时期确切可信之史实，及关于史学史的重要看法，并说明非正式史书而具有高度史料价值之文字记载等。中编为介绍某些古人之学术思想成就与古籍整理问题，而以杂组之文附其后。在陇右之旅游日记，曾为甘肃省政协选人柑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与顾颌刚先生之《西北考察日记》合编为树青闻见记》，写有《前言》，已收于本书中编，可以参看。又以平日所作诗词为上、中编补白之用，则略存往日生活之蛛丝马迹也。王树民Zop3年5月5日重写定于北京和平里窝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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