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多棱镜里看纪昀嘉庆十年（1805），正有二十六日，命纪昀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管国子监事。时纪已八十二岁了。不意到二月十四日酉时，为时尚不到一月，纪就逝世了。嘉庆既为他写了御祭文，又写了御赐碑文，用的都是四六骈体，评价之高，实足使人惊异。《御祭文》中说：“方赖元勋之平格，用资朝列之楷模。何拜命之甫旬，竟颓龄之莫驻！”看来原是要想把他树为最上层的标兵的，可能还要大用哩，想不到竟不再能够倚重了！《御赐碑文》中说他“遂荷先帝特达之知，独蒙学问素优之誉”，则确认他为两朝宠臣无疑了。又称誉他“鉴秉虚公，市近而门如水；体崇雅正，耄及而眼无花”，则几乎是天壤间一个少有的完人了。但是我们一翻《东华续录》的有关记载，才发觉到，不唯韩愈会“谀墓”，皇帝有时也会谀其已死之臣，而把他过去说过的话、作出的处分忘得一干二净了。姑舍斯因卢见曾盐务亏欠案漏言泄密遣戍乌鲁木齐事不论外，在修《四库全书》时，就经常因出差错而罚俸记过，仅在乾隆四十五年冬，就一连被记过三次。乾隆五十年因覆验吴雅氏自缢不实，皇上说他是“无用腐儒”，或尚存爱护之心而有意为之开脱。但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上谕中仅目“德保、纪昀俱属中材”，评价也并不好听。至于嘉庆自己呢，于元年（1796）十月已卯谕，以“大学士缺出久逾匝月，见在各尚书内，若以资格而论，则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俱较董诰为深”。随后就对这三人一一加以批评，说“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平日于铨政用人诸事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即此可见。彭元瑞不自检束，屡次获愆。纪昀读书多而不明理，不过寻常供职，俱不胜大学士之任”。随即在次年唯刘墉得拜大学士，当与内禅有功有关。因乾隆起初不肯交出大宝（玉玺），刘半日力争，始得之而行贺礼（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二正宗二十三年）。直到嘉庆八年七月，孝淑皇后由静安庄于十月内移至地宫安葬，办事王大臣具奏议折内有“掩闭石门，大葬礼成”之语，触怒龙颜，纪昀还受到“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哩。幸得十月奉安礼成，大家都得到宽免。当我们撮录这些档案来对照一看，该是多么有趣。且说皇帝对纪公的死后褒扬既已好话说尽，则各种传记、墓志、笔记中的神化现象就应运而来了。本着伟人和天才杰出之士都“生有自来”的古老传统，关于纪公的出生，各种神秘的记载很多。梁章钜《归田琐记》卷六，写得最为全面。主要说纪是一个女身的火精转世的，所以“耳上有穿痕”，“足甚白而尖”，“公常脱袜示人，不之讳也”。又言公为猴精、蟒精等等，不一而足。近人郭沫若的《我的幼年》中，也记他是母亲梦到天上豹子奔来而出世的，故取名文豹。当时即为林庚白《孑楼随笔》所讥。其然？岂其然乎？今人颇多以郭老的际遇可与纪公前后相辉映为说的，我看唯有这一点最为形似。纪的朋友、学生，还有一些有关的文人学士，都赞誉纪公“过目不忘”、“无书不读”、“无所不通”。他的学生刘权之在《纪文达公遗集序》中甚至说：“曾有未经目之书，即知有某人序，某人跋，开卷丝毫不爽，是慧悟夙成，文其馀事也。”这不是“精灵转世”说殊途同归地在作造神宣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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