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家与时代

　　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著述颇丰。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史学、史家与时代”，似乎是余英时比较注重的一个问题，也是《余英时文集》第一卷的标题。文集中余英时的一篇同名文章，就是他在新亚书院研究所举办的中国文化讲座的演讲记录。余英时在演讲中以洋洋长论，详述了史家与史料、史家与价值判断、史家与其所置身的时代的关系。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这是太史公描写鸿门宴中极精彩而又极重要的一幕，但是《汉书·项籍传》不载其事，而《高帝本纪》记鸿门宴又略去了有关座次这一段。其实太史公详述当时座次决非泛泛之笔，其中隐藏了一项关系甚为重大的消息。前人读《史记》者，多少也注意到座次问题。兹引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之文以为讨论的基础。考证在“亚父者，范增也”下云：黄淳耀曰：古人尚右，故宗庙之制皆南向，而庙主则东向，主宾之礼亦然。《仪礼·乡饮酒礼》篇：宾复位，当西序东面，是也。《韩信传》，广武君东面坐，西向对而师之。项羽得王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周勃不好文学，每招诸生说事，东向坐责之。皆以东为尊。然则鸿门宴座次，首项王、项伯，次亚父，次沛公也。中井积德曰：堂上之位对堂下者，南向为贵；不对堂下者，唯东向为尊，不复以南面为尊。黄氏与中井氏为说虽有别，但都主张东向为尊，而黄氏所叙座次之尊卑更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古代至两汉座席以东向为尊，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东向坐”一条，博引经史，言之最审，惜《史记会注考证》失引。近人杨树达、尚秉和两先生亦均主是说，殆已成定论。唯《礼记·曲礼上》曰：请席何乡（按：即向字）？……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据此文，则有两种不同的排位法，与中并氏所言者为近，而复有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方”与“向”有别，“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应该就是东向为尊。但是“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是不是可以了解为北向为尊呢？这似乎大有问题。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姑且存疑。以下我们还是根据历史实例来讨论鸿门宴的座次的意义。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述与中国情怀》、《中国怀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控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