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本书的上篇便不是单纯的宗教史通论，作者余英时先生所特别注意的是三教在入世伦理方面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尤其是禅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虽然宋代新儒家的「援释入儒」开创了理学的新传统，而宋儒的成功更在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但宋儒为何要「援释入儒」？并透过哪些具体的方式来「援释入儒」？这样一个在思想史上具有极为关键性的大问题，似乎到现在尚未有人真正认真地从事有系统的研究。而余英时先生便试图从入世伦理的观点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些观察结果。在分析过三教伦理之后，作者余英时先生更进一步在本书的下篇当中，研究宗教和道德观念对中国商人阶级的影响。由于此篇已涉及观念的社会后果，所以其研究的范围便进入了社会史的领域。因此下篇实际上是从思想流转与社会变迁中来观察商人阶级与其意识型态的新发展。远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商人阶级的社会功能日趋重要。所以隋之而来的是他们在社会价值观念系统中所占据的地位逐渐上升，甚至他们的法律地位也有改善的迹象。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和日本的史学界对明清商人的研究均作出了努力，他们整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也对许多具体的制度作了详尽的考证工作。不过他们主要的兴趣集中在商人的客观世界和经济活动方面，并不重视商人的主观世界，包括其文化背景、意识型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问题。所以余英时先生便希望透过下篇对问题的处理、选择及解答，使史学界能够正视这方面的研究开拓。余英时先生对这部专题研讨的撰写有两个外因：第一个是五O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热切讨论；第二个是近年来西方社会学者企图运用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论点来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现代化的突出现象。作者余英时先生曾引用毛泽东的一番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而大陆学者近几十年来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无数研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要证实这句话是「正确的科学论断」。由于结论早在研究之前便有了，所以往后的问题只是如何去解释、证实它，以及确定萌芽所发生的时期年代，上可至隋唐，最晚不能迟于一八四O年。这便是三十多年来大陆史学界讨论此一问题的中心意义所在。不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涵义是相当严格的，即是指西欧十六、十七世纪以来所发展的一套经营和生产方式。现代的史学家将其分成两大阶段，以十九世纪的工业化作为分水岭。在此之前便是「早期资本主义」，十九世纪之后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无论是马克思或韦伯，均认为此一经济系统是西欧所特有的。如果从严格的史学观点来看，我们必须对中西社会经济史进行全面且详尽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双方有一个共同的发展阶段，不仅在个别的部门中有同样的变化，在整体结构上亦须趋于一致，才可建立这样一个论点。况且，马克思本人并未说过，西方近代特有的资本主义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所必经的阶段之一，尤其是他从未对中国历史作过任何有系统的研究。所以余英时先生批评，中国大陆三十多年来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是最缺乏经验基础的。由于本书所研究的主题是明清商人的主观世界，包括他们的阶级自觉和价值意识，特别是儒家的伦理观念与修养对他们的商业活动的影响。这一方面的研究是中日社会经济史学者所较为忽略的，在这里余英时先生便参考了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内所提供的例证。由于最进西方社会学家讨论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引发了余英时先生对此问题的兴趣，所以他参考了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在全书的论证过程中，除了随处以新教伦理，特别是喀尔文教派的伦理，与中国的宗教伦理相比较，还严重地批判了韦伯关于中国宗教方面的看法。把喀尔文教派的教义看作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之一是韦伯的个人创见，但在这一创见后必然隐藏一种假设，便是思想本身也自有某种程度的独立自主性，在客观条件的适当配合下，思想也可以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这样的理论可以算是对历史唯物论的一个有力反驳，而韦伯的论旨是以具体的历史经验为根据建立起来的，并没有将此论点提升为一套整体的历史观。他的具体研究对象是喀尔文教派，并透过具体的历史经验建立起一种「理想型」；即是通过想象力把历史上的大事与其相关联的事件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一个「理想型」其实本身是个乌扥邦，虽超越了经验却又包括了经验。它一方面以特殊经验为研究对象，又以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为核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便是如此；就喀尔文教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而言，韦伯所研究的历史经验是特殊的，但就宗教信仰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而言，他所提出的问题又具有普遍性。后韦伯不但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中引用中国宗教伦理和商业道德来与西方的情况相对照，还写一部有关中国宗教的专论，继续发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中的主要理论。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研究所建立的「理想型」，用「入世苦行」来概括新教诸派的伦理。他认为这种「入世苦行」的宗教伦理是西方所读友的，并在喀尔文诸派的教义中发展到最高峰。单就思想而论，这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来源。为了证明此一精神确为西方所独有，不见于任何其它的宗教传统，还研究了犹太教及中国和印度的各个宗教。不过作者余英时先生在本书中便提到，中国的宗教伦理大体上恰巧符合韦伯所建立「入世苦行」的型态。当时因为没有可靠的资料可以依据，所以使得韦伯对于中国宗教伦理的判断往往适得其反。他所认为的某些观念或行为是中国所没有而为新教伦理所独有的东西，事实上同样也是中国宗教伦理的要素。所以此书还有针对韦伯关于中国宗教的错误论点给予彻底的澄清。这本书是从两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为出发点的：第一个是中唐以来宗教的入世转向；第二个是十六世纪以来商业的重大发展。探索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无任何关联便是此书的目的，并以西方的新教伦理作为比较的对象。宗教和商业是一切文化所共有的，其内容、位置和发展情况却会因文化而有所不同。所以只有在比较后各种层次的中西异同之后，我们才能从现代的观点认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社会变迁的意义。比较与对照不是要证明中国也有喀尔文教的伦理或资本主义萌芽，而是为了使中国史的特殊性更为明显。所以本书的首要任务是揭示中国宗教入世转向的特殊途径，和中国商人阶级兴起的特殊型态。此书有它特殊的意义及价值，所以吸引我去看，亦使我得到了不少的收获。相信经过此书，我对于明清时期的社会环境与商人的角色地位，有了更加明确的认知。相当佩服余英时先生的学识，及他那深具亲和力的文字驾驭能力，我想将来还会多看他的著作来增加自己的实力，亦感谢老师能带领我进入这中国历史这宽广的殿堂，并能在此瞻仰众多古今的英雄大儒。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述与中国情怀》、《中国怀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控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