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阎肃爸爸

　　有一次，到大院看爸爸妈妈，出来时，在院门口，碰上了一个乐队的女孩儿。我知道她住在姐姐那套房子的隔壁，就招呼她上了车，顺路捎了她一段，在车上，她问我：“来空政院里干吗？”我说看人。她问：“看谁呀？”我说阎肃。“噢，阎肃老师呀，你找他有什么事呀？”我说：“他是我你。”她惊讶地张大了嘴说：“啊？阎肃老师还有个儿子呀？”这两年常回想起小时候的情形，想起那时的爸爸，也就想把我和阎肃同志这一生的父子情缘记灵下来。后来和中国妇女出版社的两位大姐聊起来，她们都鼓励我干脆写本书吧。我听了诚惶诚恐，想着我哪会写书啊，现在社会上的书那么多，而且人家专业作家都自谦自己为卖字儿的了，但还是大着胆子背着爸爸试着写了写，现在就希望老爸看过后，脸上的表情严肃得不要太多就好了。爸爸是很勤奋的人，非常用功，干什么都力争干到最好。调入空政文工团后，他就开始慢慢往文学创作方面发展。在我看来，爸爸一生好像没过过星期天，有时就算周六会玩会儿，周日又会回到工作状态，在他年轻时更是这样。他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阅读戏剧作品、文学作品及看戏。他对各种形式的戏剧、曲艺都认真学习，广泛涉猎。像川剧、清音、单双簧、四川评书、越剧、梆子，什么都看，都学，哪个剧种有什么绝活、精彩的段落他都清楚。在团里，爸爸还经常教一些小学员学古诗词、古文，当然有时他也会编些故事瞎说一气的，谁让他本就不是个严肃的人呢。说到爸爸的不严肃，还要再提一下他改名字的原因。那是在西南文工团时，因为爸爸总是爱开玩笑，讲故事，爱说爱闹的，就有人给爸爸提意见，说他不太严肃。爸爸听后一想，你们不是说我不严肃吗，那我干脆把名字阎志扬改为阎肃，看你们还能不能说我不严肃。就这样，名字真改成了阎肃，可就算改了名，爸爸仍然严肃不到哪儿去。在那段时期，每逢周末，团里有时会安排一些乐队、伴唱及舞蹈演员去中南海演出，和共和国领导人搞小型联欢舞会。那时候首长们与民同乐非常普遍。爸爸也去过几回，他说第一次去的是中南海春藕斋，参加一个小晚会，看见了几位国家领导人，当时挺激动，临走时还悄悄地从门口的一盆万年青上摘下一片叶子带回家，以此留念。后来去得多了，觉得不能再摘了，要是每次都摘，那盆万年青就得成秃子了。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最令爸爸头痛的事，莫过于要陪妈妈逛街。大凡年轻女人都喜欢逛街，稍有姿色的就更甭提了。妈妈当然也不例外。那时候，妈妈经常能从王府井的南端，一家店、一家店地逛到北端，然后过马路到街的另一侧，再一家店、一家店地逛回到南端。爸爸也只好无奈地跟在后边，那叫一个生气啊！像爸爸这么珍惜时间，勤奋学习、工作的人，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些女人在街上到底想要干什么？！可是生气也没辙啊，还是得在后面跟着，走到最后，经常就变成了妈妈仍在某家店铺意犹未尽地观赏或挑选着，爸爸却是在马路的另一侧，气鼓鼓地斜视着她。这成了那个时期他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在我满月后不久的一天，妈妈因好久没上街了，身体复元后，又想上街转转。当时我们家就住在灯市口，是市中心，很方便。于是照例，妈妈在前面浏览，爸爸抱着我在后面跟着，一前一后进了百货大楼。妈妈在钟表柜台前停了下来，想选一只手表，仔细地挑着，爸爸在后面抱着我等着。可能是时间等长了；可能是爸爸抱着不舒服；也可能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当然也可能是被爸爸把此事“演义”了。总之，襁褓中的我突然离开了爸爸的手，飞出了一米多远，“咣当”一声！砸在了玻璃柜台上。“啊！”周围所有的人都被吓了一跳，柜台的玻璃被砸得裂开个口子，我立即大哭起来，妈妈赶紧上前抱起我，焦急地寻找我身上有没有伤口，左看看，右看看，发现我没什么事。爸爸也赶紧凑过来，妈妈狠狠地瞪着他，爸爸很冤枉地说：“我什么都没动，他自己像颗炮弹飞出去的。”“胡说，他自己会飞啊。”妈妈不信地白了他一眼。“是真的，我怎么也不可能把自己儿子扔了啊！真是他自己飞过去的。”周围的人都笑了。笑归笑，把柜台砸坏了可还得赔，爸爸掏了钱。可直到现在他也闹不明白：明明抱得好好的，怎么能像炮弹一样飞出去呢？还那么远？我也不明白，真的。……

　　阎肃，剧作家、词作家。 代表作—— 歌剧：《江姐》、《党的女儿》； 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敢问路在何方》、《故乡是北京》、《雾里看花》、《前门情思大碗茶》、《唱脸谱》等； 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红灯照》等。 数百场大型晚会的撰稿、策划人，被总政治部授予终身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