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为世界文明古国，学术发展，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代有新变，一直到现在。清代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清代学术与过去血脉贯通，不能割断联系。研究清学得从源头说起。早在先秦，九流百家争鸣。儒、道、墨、法，号称“显学”，儒居其首。儒家奉六艺以为经，章学诚以为“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文史通义？经解下》）；“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类”（同上《经解上》）；“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同上《易教上》）。由此可知，六经所阐述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学术，也就是我国远古奴隶社会时期的学术大要。战国是东周的后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战国百家争鸣，著书立说，有的是当时著作，有的还托始于较远或很远，其详可见《汉书？艺文志》。《庄子？天下》所谓“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说明了百家争鸣的极盛情况。降及西汉，道家有《淮南鸿烈》为魁首，儒家有董仲舒《春秋繁露》为旗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六经，百家争鸣的局面便告结束。两汉学术也有极盛的方面，司马迁、班固的史学，刘向、刘歆的校雠目录学，承屈原而来的司马相如、杨雄的词赋，桓宽的《盐铁论》，许慎的《说文解字》，何休集今文公羊学的大成，郑玄为古文家经学的总代表，唯物论者王充著《论衡》，张衡的天文学，张仲景的医学，都辐射着时代的光芒。而谶纬诡诞之说也在汉代泛滥，其中亦含一些有用的知识。魏晋以后，玄学兴起，佛经自汉末传人，以迄南北朝，出现了第一次翻译高潮。大、小乘佛学都有传述，其中般若之学特别昌明。于是，佛学与玄学合，佛学与文学合，佛学与文论合，学术园地上，开出了新异的花朵。佛学本身，出现了汉化，不仅是晋代出现的“格义”融合内外，后来唐代出现的汉化的华严宗、天台宗都托始于陈、隋，唐代极盛的禅宗，则由南北朝开始的楞伽宗改变而来，禅宗又分而为南北。保持印度佛教唯识家面目的玄奘，缔造法相一宗，称为绝学。佛教出现各宗各派，相互间争论锋起，唐代佛学，号称鼎盛。它的影响及于儒，不特柳宗元精通佛学，连以儒家卫道者自居的韩愈和他的学生李翱也受佛学影响，引其端绪以入文。下及宋、明，理学家阳儒阴释，使汉以前儒学面目发生变化，无论宋代的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守仁，都吸人儒学后又自辟门户。这是我国学术自先秦百家争鸣以后，与佛学交融，互相渗透，互相变革而呈现的又一新格局。同时，我国学术的各个部门，其隆盛状况，又不止于儒佛交融这一方面。地理学则有郦道元《水经注》；文学理论则有刘勰《文心雕龙》；文章创作，则有藻耀高翔的俪体文，出现以萧统《文选》的示范性选集；上有唐人传奇下至宋人话本小说；唐人诗承六朝以前古体发展到古、律俱备的各体，出现李白、杜甫等足以比美屈原的大家；由唐人曲子词发展到元人散曲；由诸宫调发展到元人杂剧、明人南曲；还有杜佑、郑樵、马端临的文献学；长孙无忌、欧阳修、司马光的史学；永嘉经制之学；明人的药物学、机械学；明后期新兴市民阶层出现后的学者李贽诸人的学说；宋人新创的金石彝器研究之学；沈括的科学论著《梦溪笔谈》。成就都很卓越，使清以前的我国学术领域，具有千门万户的巨观。现在来鸟瞰一下清代学术。清末以来，学术界特别重视清代学术，甚至谥之日“清学”，独标一帜。在先秦、六朝至唐宋两个高峰之后，出现了又一座里程碑。清学的特点究竟在哪里？由于明代出现了文人空疏不学的风气（个别人的有价值论著，并不能改变这种普遍情况），清人出而救弊补偏，以汉人“实事求是”的宗旨相号召，故清学又几乎成为汉学中兴的代称。然而，学术并不能限于经学，更不限于文字音韵训诂的考证。这些只是在治学方法上稍具科学性，而不是治学的更高目的。清学自有它的真精神、总要求，一言以蔽之，就是“经世致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的学术思想，都不外于这个中心。颜元、李？一派北人学说，也不例外。雍正、乾隆“盛时”，文字狱朋兴，士大夫“避席畏闻”，遁而专人于考据，于是汉儒考据之学盛极一时。吴中惠氏、皖中戴氏成为重镇。而戴震却已经接近于颜、李，以反对宋儒理学自标新义为职志了。乾嘉时期考据家的治学，实已远离清初提倡实学考据者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宗旨。到鸦片战争前后，是学术界风气转变的一个契机，龚自珍、魏源崛起，盱衡时世，重又用力于“经世致用”之学。龚氏《平均》、《乙丙之际箸议》、《壬癸之际胎观》、《乙丙之际塾议》都是。魏源纂《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宗旨十分明确。之后，国势愈危急，经世致用的要求也更迫切。自冯桂芬、郑观应以下，到廖平的《今古学考》、《经学五变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黄：遵宪的《论学？》，也都是经世致用之学。由变法维新派到反清革命派，章炳麟所昌言，也是经世致用之学。晚清继第一次佛经翻译高潮之后，出现第二次翻译高潮。严复翻译了西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为变法图强提供思想依据，对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又翻译了《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法意》等西籍，系统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文化，为“经世致用”学术宝库增加了全新的东西。同时，林纾翻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小说170余种，对我国文学界起了较大的影响，而其中如《黑奴吁天录》、《滑铁庐战血余腥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爱国二童子传》等，都是借鉴西方故事，鼓励我国志士，救亡图强，于各书的序文、识语、译余剩语、达旨中，明确地作了大声疾呼、振聋发聩的宣扬，明显地属于“经世致用”的范畴。在林纾的大量翻译文学作品后，翻译家纷纷继起，著名者如包公毅、伍光建、苏曼殊、周树人、周作人、马君武、辜鸿铭，万紫千红，争妍斗胜，其中也不乏宣扬爱国精神，如拜伦《哀希腊》诗的一再译出。第二次翻译高潮，通中国与欧洲学术之邮，在中国学术新发展道路上所起的作用，比第一次高潮更为阔大与深远。持论家以章炳麟为清代学术的光耀殿军，那只不过是道出了他的音韵训诂等考据之学方面，他还有另一面，他在著作中昌言革命，即属于“经世致用”的主流。当然，学术文化并不限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封域，清中期章学诚的文史校雠之学，清末罗振玉、王国维的殷墟甲骨之学，都是有突出成就的。说到文学，清代古文，自清初侯方域、魏禧、汪琬所谓三家，到中、后期桐城派、阳湖派、湘乡派，流派众多，各具特色，突过元、明。清代骈文，自清初陈维崧的徐庚初唐派，到中期孔广森、邵齐焘、洪亮吉、汪中的魏晋六朝派，到后期钱振伦的宗唐，张之洞的宗宋，王闽运的宗八代，也都各开生面。小说则短篇小说家薄松龄、纪昀，长篇小说巨匠曹霜、吴敬梓，双峰并峙。特别是曹氏的《石头记》，公认为列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无愧色。戏曲则孔尚任、洪？，分雄南北，成就不在汤显祖下。诗自清初钱谦益、吴伟业、吴嘉纪、屈大均、宋琬、施闰章、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查慎行，稍后胡天游、钱载、黎简、宋湘，再后姚燮、龚自珍、陈沆、魏源、鲁一同、郑珍、何绍基、江浞，一直到清末“诗界革命”派黄遵宪、康有为、丘逢甲、金天羽，“同光体”赣派陈三立，闽派陈衍、郑孝胥、陈定琛，浙派沈曾植、袁昶，以及不局限于一派的刘光第、范当世、陈曾寿、俞明震、夏敞观、许承尧，汉魏六朝派的邓辅纶、王闽运、高心夔都是诗坛的射雕手。词在清代，号称“中兴”，浙派、阳羡派、常州派等，色彩绚烂，大家如王夫之、屈大均、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顾贞观、厉鹗、张惠言、周之琦、项鸿祚、蒋春霖、谭献、文廷式、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张尔田、王国维、夏敬观、陈曾寿等，都是词场的骁将。说到史学，则黄宗羲、万斯同以迄全祖望等浙东史学家，以致力明史为中心，周济专精晋史，沈曾植精究辽、金、元史与西北南洋地理，屠寄、柯劭齐专精元史，顾祖禹、李兆洛、洪亮吉、戴震、王先谦、杨守敬精于地理，都是彰彰著名的。说到子部，汪中《述学》，首辟子学新途后，踵事精研者不乏其人，如戴望、洪颐煊之于《管子》，陈澧之于《三统术》，孙诒让的《墨子间诂》，陶方琦的《淮南许注异同诂》，俞樾的《诸子平议》，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郭庆潘的《庄子集释》，章炳麟的《庄子解故》，都是名著，特别是章炳麟的《齐物论释》，以佛氏唯识家言解庄，比起以前如释德清等以佛解庄，无疑是后来居上。其它艺术方面，属于学术领域的，如释道济《苦瓜和尚画语录》、恽恪《瓯香馆画跋》之于画，冯班《钝吟书要》、包世臣《艺舟双楫》之于书法，卓然成一家言。至于属于杂家杂考范畴的，自顾炎武《日知录》以后，著名的如阎若璩《潜丘？记》、王懋？《白田杂著》、《读书记疑》、赵翼《陔余丛考》、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鸣盛《蛾术编》、王念孙《读书杂志》、姚鼐《惜抱轩笔记》、桂馥《札朴》、俞正燮《癸已类稿》、孙诒让《札？》、陈澧《东塾读书记》等，几乎数之不尽，使研究者感到有《大智度论》所云“如人宝山，自在取宝”之乐。对清代学术，就谬见所及，作了如上平议。承学之士，如果大体上要求通晓各别具体内容，那就得要有专门书籍为之导航。现在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赵永纪等同志，有鉴于这种需要的迫切，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编写《清代学术辞典》以饷读者。通过辞典这一特殊形式，能使门类齐备，项目分明，释义正确，便利于读者的检索，这一切，编写者愉快地做到了。这书的出版，是学术界的福音，何待烦言。诸同志问序于余，拉杂书此，聊当引隍，若说是老马识途，则我岂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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