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关于日本的分析对中国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两国经济体制在处理本书揭示的经济体制和企业治理中的两对内在矛盾时的异同,也包括两国经济体制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的互动的异同。简言之,中国的企业治理与日本的企业治理相似,均强于协调但弱于监控,尽管两国在形成这个特点的制度性安排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而中国在处理政治稳定与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这对矛盾时的做法与日本则完全相反。本书为中国揭示了日本在处理与国际金融秩序的关系时的经验教训。二战以来,日本在两次国际金融秩序面临危机时都没有能够处理好本国面临的挑战。第一次是在60年代末期。当时美国的贸易赤字大增,美元必须贬值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日本坚决拒绝日元升值。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尽管日本经济学家一致公认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日本却不愿作任何努力去维持这个体系的生存。第二次是在80年代中期。这次日本积极地、却又在没有准备的条件下回应了美国的要求,结果是日本经济产生了泡沫,并在泡沫的破灭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