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后代读者往往满足于李白和杜甫的这一形象,他们不仅被视为诗歌的顶点,而且被视为诗歌个性的两种对立典范。但是,同时代诗歌的背景却使我们对李白和杜甫有了殊为不同的眼光,这种眼光能使我们看出他们的独创性的本质和程度。《初唐诗》《盛唐诗》三联版序言英文版的《初唐诗》和《盛唐诗》大约是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出版的。那时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界和现在十分不同。那时,我们拥有基本的原材料,虽然王绩的五卷本诗文集直到1987年,也就是《初唐诗》出版十年之后才面世;那时,很多诗文集的笺注本都还没有问世,我们也还没有傅璇琮等学者就作者生平和诗歌编年作出的重要研究成果。现在的电子文献把检索字词变得非常容易,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而在二十五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那时,我们缺乏现有的种种研究工具,只能依赖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最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国学术获得了长足发展,唐代研究领域精彩纷呈,令人欣慰和鼓舞。《初唐诗》、《盛唐诗》有它们的局限、错误和缺点。如果能够重写,它们一定会很不一样。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所利用和借鉴的学术研究,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即使在多年之后,我相信书中的一些基本论点和对文学史采取的视角仍然不无其有效之处。文学史不是“名家。的历史。文学史必须包括名家,但是文学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理解变化中的文学实践,把当时的文学实践作为理解名家的语境,我们不应对一个长达百年的时期进行大刀阔斧的概括,而应该检视较短的时期,作家群体,不同的区域。这样一来,传统的学术研究,比如说交游考、年谱,就会和文学史写作以及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崭新的意义。文学史试图把具体细节和对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联系在一起,而整体的复杂性总是使简单的概括显出不足。在对诗歌的研究里,学术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具体的诗篇。好的文学史总是回到诗作本身,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笔下那些令人讶异的、优美的、大胆的创造。最后,我要向这两本书的译者贾晋华教授表示衷心感谢:如果三联书店认为这两本著作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值得在中国再版,那么,功劳有一半属于贾教授。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