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引言进人21世纪不仅意味着进人了一个新的千年，而且也是时代的变迁。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各社会之间、人类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变化猛烈，冲击着思想体系和在历史中形成的各种机制，而这些机制无论如何曾发挥过必要的管理调节功能。这一转折导致的是科学技术革新和商品关系无限制、无导向的发展。我们传统的精神、道德和政治的标识已遭侵蚀，传统的团结互助已经削弱，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尚未找到可以替代的其他原则和机制。在这种情况下，21世纪的首要问题既不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发展，也不是商品关系扩张的继续。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共同的伦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全世界各国人民可以管理他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制定、展开和落实新的规则，为我们必须共同居住的地球村提供一个灵魂，一种意义，一些规则，一种公平和一种前途。根据民主的原则，每个人在地方管理中都有发言权，并参与对共同的未来建设的决定。这个民主原则在最近几十年中经历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命运。从表面上看，公民自由选举其代表，由以他们的名义代表负责管理社会的这种代议制民主模式，已经胜过所有与其对立的制度，而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在事实上不完全如此，至少在理论上是这种情况。但是，政治权力的行使就其规模和运转方式而言，已经不允许普通的公民对于国家的事务——已经变成了世界性的事务——真正发挥影响了。几千个佛罗里达的选民通过只有少数公民参加的、遭到非议的选举，竟然可以逐步决定中东的战与和问题这样一个事实，与民主理想相去万里。今天，引导我们未来的一切，特别是科学和技术的重大抉择，已经脱离了公众的讨论，甚至政治舞台、政治辩论、民选代表对于定期委托他们管理权力的行使，已经与社会的技术和文化状况不相符合。大型跨国经济金融实体脱离了控制和监督，担负政治责任的候选人在电视辩论中表现出的分歧暴露在日益觉醒的公众面前，已经无法掩盖他们的短视和行动的局限性，其结果是——如同一些相当一致的调查所表明的，面对民众，民选政治家的可信性和威望丧失殆尽。在许多老牌的民主国家里，弃权选民的增加也是势在必然。民主高奏凯歌，但这是破碎的民主。两个世纪以来，国家和民族的空间无论好坏，都是公众、政治和社会规范的主要框架。公共服务的发展，日益扩大的再分配制度和福利国家的建立，宏观经济调节的改进，赋税和货币政策的细化，至少在西欧达到调控体系的顶峰，这些体系形成于17世纪，是观念发展和社会斗争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主义成为争取独立斗争的中心口号，而国家在60年代成为发展方面最好的倡导者，并提供了主要的保障和最可靠的动力。但是顶峰之后是同样迅速的跌落。国家的范畴和民族的政策已经不适合世界性相互依存关系的规模了。国家过于专断独行，过于官僚主义，对现实和社会动力几乎封闭，有时照搬以别的模式运行的社会，”一经常腐朽不堪，既太大，又太小，在得到各式各样的称誉后，被看做是一切罪恶的渊救。改革的尝试无论多么微弱和表面，都以失败告终①，这说明公共机构无力更新，除了分崩离析，没有别的前途，没有别的出路。计划经济的历史性破产更使其雪上加霜。这个局面为所谓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成长和发展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国家遭到了两种运动的破坏。一方面是公共职能的重新分配，职能转向更小的机构一一这就是极为广泛的权力下放运动；或是转给更大的机构——更为有限的国家的整合运动或是不断增加的国际公约。另一方面是公共范畴与国家的目标和职能缩小的矛盾，及其与公有部门私有化的矛盾。公共行动的掌握者几乎到处都处于守势，更多着眼于抵抗，而不是革新。然而这确实是世界化、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的相互依存、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潮流，这在ZI世纪成为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结构性因素，是对我们所知的二次世界大战前国家作用的最致命的挑战。战争的灾难促使1945年以后建立了调节“国际社会”的新体系，其中包括联合国及其众多的专门机构，所谓的布雷顿森林机构（BrettonWood），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后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边贸易协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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